高师宁:试论现代化与新兴宗教

作者:高师宁发布日期:2014-12-27

「高师宁:试论现代化与新兴宗教」正文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很多,本文所谓的现代化,指的是由于将工业生产方式引进前工业社会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关于新兴宗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本文所谓的新兴宗教,指的是19世纪中期,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的、脱离了传统宗教的常轨并提出了某些新的教义、新的礼仪的宗教团体。

关于现代化的源头,有的学者认为始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有的追溯到文艺复兴,还有的认为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注: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但上述几种说法,都涉及到了我们给新兴宗教界定的时间范围19世纪下半叶。今天,现代化浪潮已席卷全球,其涉及的范围之广,引起的震动之大,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一。

美国小说家兼科学家斯诺写过这样一句话:“本世纪以前……‘社会变化’慢到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变化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我们的想象力跟不上的程度。”(注: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5页。)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沃伦・本尼斯也认为,“无论如何夸张、扩大,也无法如实地描述变化的规模和速度……说实在,只有夸大其词才近于真实。”(注: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现代化带来的变化速度具有震憾性,它对社会和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现代化影响的震憾性不仅反映在人的感官上,也反映在人的内心,人的自我意识中。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都市化方面  尽管城市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那时的城市,不过是一些人口略为密集的小社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也在逐步扩大。虽然前工业社会的城市规模仍然很小,但它已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人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的证据。在前工业社会的城市里,大多数人彼此相识而且常有来往,人们注重整个群体的利益和活动,持有相同的价值标准,任何个人的异常行为常常引起整个社区的注意并为全体居民所不容。而现代的都市,是伴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发展而来的,是以现代工业作为基础的。除了在规模上大大扩展了之外,都市的人口急剧增加,例如,在18世纪末,美国只有5%的人居住在城市中,而今天,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还不到5%。而且城市人口更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除了世代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之外,人口流动量加速加大,从农村、边远山区乃至异国异邦来的人数急剧增加。都市里的任何人仅可能认识城市中的极少数人,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更多地属于需要,这类交往更多地不是建立在感情之上,而是角色之间的交往。因此,在范围宏大人海茫茫的大城市中,个人的行为不再可能引起广泛的注意,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言,如果现代城市的居民们要严肃地对待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对每一种新的情况都表示兴奋或惊讶的话,那么社会生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注:转引自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28页。)正因为如此,尽管都市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感到孤独的人却比比皆是。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大,以相同的社会背景、相同的职业、相同的种族或民族、相同的出生地为基础的小团体出现了。这些团体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因而形成了若干个亚文化圈。面对这种多样的生活方式,都市居民对个人和小团体的异常行为相对而言更能容忍,在现代大都市中,社会秩序的基础体现是“在钟表和交通信号”(注:沃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依据是法律,而不是传统社会中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人的承认”或“无形的舆论”,这无疑与小社区或前工业社会的城市的保守和狭隘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二、社会地位方面 社会地位有天生的一方面。比如,是男是女,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是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穷人家还是富人家,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选择的。但是,除了这些个人无可选择的地位之外,从理论上说,人是可以选择、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如职业、受教育之高低等)的。之所以我们要加上“从理论上说”这个限定词,是因为在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的相对封闭,人口流动缓慢,人们可以改变或选择自己的社会位置的机会是不多的。就职业方面而言,子承父业,家族在手艺方面世代相传的现象是极其普遍的,而农民的子孙将永世与黄土打交道,奴隶的后代也只能当奴隶。这样的社会地位又决定了一个人与他人相处的关系(比如在婚姻方面的选择。说明这个问题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发源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由于人的社会地位相对的稳定,其命运相对而言也是稳定的。然而,现代化的浪潮打破了这一切相对稳定。由于生产发展,城市的扩张,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教育的普及,人们选择和改变其社会地位之机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比起过去而言,人自身的努力奋斗就可以使一个出生在乡村穷人家的孩子出人头地,成为过去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大人物”。反之,富家子弟如果自身不去奋斗,也不再可能靠父辈的财产来获得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现代化也把人们带入了激烈的竞争之中,因此,人的命运变得不可捉摸,今天的流浪汉可以在明天成为百万富翁,而昨天的公司总经理,在后天可能会身无分文,遭到各方面的冷遇。现代社会强调的是个人优胜劣汰竞争中的成就而非以一个人的先天环境作为成功和必胜之路。于是,传统社会以先天特征为基础的阶层差异逐步消失,人自身的努力越来越成为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即便在个人的努力中,机遇与风险的因素也在不断加大。

第三、家庭方面 我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句话既说明了家庭是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也说明了家庭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社会的大家庭制度既是生儿育女的保障,又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需求,首先打破了几代同堂、姑嫂妯娌同桌的大家庭制度,然后使亲情关系逐步衰减,一些过去在大家庭制度中朝夕相处的亲戚,现在可能分居异地他乡。于是核心家庭出现了。尽管现代社会家庭的规模大大缩小,但它仍然是一个人的“安乐窝”和“避风港”,也就是说,大多数人仍然能够从家庭中找到一份爱,得到一份关心。而今天,现代化的巨浪连核心家庭也没有放过。由于家庭中丈夫与妻子的地位日趋平等,妇女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与他人交往的机会增多而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由于昔日作为家庭中财产的儿童(比如说富家子女的继承权和婚姻带来的益处,穷人子女的劳动力等)日益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父母要为子女的衣食住行和教育花费大量的金钱,而子女则一能独立就离家而去,此外再加上在性关系上的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因素,家庭的结构也日益不稳定。离婚率的高涨是当代家庭的一个特征,例如当今被认为是离婚率最高的美国,1979年约有120万对夫妇离异;而在婚姻破裂的家庭中,70%以上是有子女的家庭,因为父母婚姻关系破裂而受到伤害的子女每年达100多万。除了因夫妻离婚出现的畸形家庭,还存在着大量有非婚子女的单亲家庭。这种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或者子女是私生子的家庭,给其成员,尤其是子女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如今,社会中单身家族的人数也在不断地扩大。家庭给人以宁静的“避风港”功能逐渐丧失,家庭的名存实亡使许多人失去了在现代社会中的唯一情感依托。

第四、人口与教育方面 由于医疗卫生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婴儿的死亡率明显下降,世界人口的增加呈爆炸趋势。20世纪初,世界人口为16亿,这是超过以往19个世纪逐步增加达到的创纪录人口。然而,不到一百年,也就是到本世纪90年代,世界人口已翻了两倍多。根据1996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年鉴》的统计,世界人口已达58亿。(注:参见《未来的一百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24页以下。)在此我们暂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就是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在本世纪也是惊人的。大约从1950年到1965年之间,西欧经历了所谓的“婴儿潮”,使1970年到1980年时的青年人数比任何时期都庞大。美国和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情况。随着这一项社会变迁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高等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这种状况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1950年,美国有大约260万人在高等学校就读,到了1970年,此数字就上升到860万,增长率为239%;高等教育经费也同步增长,1950年为22亿美元,1970年为234亿美元。加拿大在1961年时享有高等教育的人为13万左右,10年之间增加到32万3千人,教育经费则从1960年的17亿加元,增到77亿。(注:参见《新兴宗教与社会变迁》(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第233页。)高等教育扩张的结果,是青年人中平等观念的急剧上升,这种观念上的改变表现在对各种公民权利的支持。因此,在许多发达国家,一方面,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犹太主义等的市场在收缩,另一方面,从对待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对待无神论和共产主义信仰,到对待同性恋、婚前性关系、堕胎等的态度,也有快速的自由化趋势,也就是说,在青年一代中,宽容的观念得到了迅速的加强。

第五、生态环境方面 人类在进化之初,为了求得生存,紧紧地依赖着自然界。然而,当人类终于可以越来越多地依赖自身的智慧和科学技术资源时,自然界变成了人类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牺牲品。直到今天,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当人类扫除了自然界的一切障碍,取得战天斗地的胜利成果之时,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已摇摇欲坠。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带来了双重的问题,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这种污染造成的连锁反应威胁并破坏了从最小的微生物到人类的生命;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它造成原料和能源的严重枯竭和匮乏。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仅以支撑着人类生活的四大生物系统耕地、牧场、森林和渔业中,受到的劫掠和破坏的极小部分状况为例。到目前为此,建筑物和道路已使大面积的耕地永远消失。此外,土地的沙漠化现象也十分严重,拉丁美洲的十分之一耕地,亚非两洲的五分之一,澳洲的四分之一都受到沙漠化的威胁。世界谷类的种植面积在1950年是每人0.241公顷,到了1975年则为每人0.184公顷,而在世纪末还将减少为0.128公顷。现在,世界上可耕地中只有略多于十分之一的土地尚未发生严重的衰退。一旦土壤流失,人所依赖的一切也将随之失去。人类的生存还依赖着其他物种的生存,而森林正是地球上主要动物或植物的保护者。但是到今天,世界的森林正在以每分钟50公顷的速度遭到破坏。今天人类所拥有的900万平方公里的热带森林,如果按现在的采伐速度,只要40年就可以使地球变成一个“秃头”。随着森林的消失,目前已有2万5千种植物和1千多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鱼类品种和亚种受到早期灭绝的威胁。科学家计算过,到本世纪末,世界上的500万到1000万种动物和植物中,有50万到100万种将因人类的行为而毁灭。(注:参见《未来的一百年》,第60页以下。)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谚语:“授人以鱼,足解一日之饥,授人以渔,足食终生之鱼”。而照人类目前的行为,我们将无鱼以授人,更谈不上授人以渔了!

        第六、价值标准和生活态度方面 一般而言,一种社会总有适合于其结构的价值标准。在传统社会,这种价值标准的功能一般由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承担。在中国,儒释道长期成为传统社会价值标准。由于人们按照共同的价值标准去生活,因而在价值判断上具有比较高度的一致性。除此之外,在东西方社会,都存在着人类文明史以来共同的准则。正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所说,世上有13种有用的品德:不喝酒、沉默、有条理、果断、俭省、勤奋、真诚、公正、温和、清洁、安宁、贞节和谦逊。(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05页。)然而,现代化的过程使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以西方社会为例,韦伯曾经论述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教伦理提倡的勤奋、俭省、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曾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成为人们恪守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套传统价值观在很多人看来,

上一篇 」 ← 「 返回列表 」 → 「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