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吹剑:复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

作者:杜吹剑发布日期:201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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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国山东招远的“五二八”惨案,使邪教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全能神”等邪教组织规模之大,信众之广,令人咋舌,也宣告多年来打击法轮功的做法,基本无效。今天,中国大陆邪教之所以呈蔓延之势,与政府长期对宗教的性质认识及功能定位有关,所带来的后果严重,教训惨痛。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全面推行无神论教育,对宗教进行负面宣传,往往“宗教迷信”连称,将宗教与科学对立,认为“求神拜佛”愚昧无知、荒诞可笑,而且不允许党员干部信教。可是,科学能解决“生”的问题,但无法回答“死”的疑虑,即科学无法给生命予价值意义,不能提升生命至神圣空间。生命无常,精神永恒,信仰问题必须用信仰解决。

对科学的迷信即唯科学主义,将科学视为万能,这种观点在今日西方已受到质疑,但在当下中国仍大有市场。上世纪20年代,中国曾发生过的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自信满满已战胜“玄学派”,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此后,“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等口号纷至沓来。即使所谓“科教兴国”,其中之“教”,仅指知识教育,而非“教化”。有科学无教化,只见科学不见文化(道德、宗教),不但失之一偏,也是为当今宗教政策的认识根源。

基于此认识,科学必将战胜宗教,并且,宗教因不具有良性社会功能,故视其为必将消亡之物。这种观点,既是“理性的傲慢”,也违背常识且不尊重社会现实。科学昌明之西方诸国,宗教亦并未消失或“失败”,仍然在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宗教具有良性社会功能。宗教可让人的精神有所寄托而不致空虚、失落乃至紊乱,个体得到群体帮助,而增进对群体的认同感,人生的价值意义得以实现和提升,即让人有安身立命之所在,故可以起到安顿人心、提升道德、稳定社会的作用,具有维持社会基础与秩序的功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从古今中外的社会治理实践,已得到证明。

不仅如此,宗教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近代以前,西方历史是政教合一的,主要是基督教与政权的结合。即使在号称政教分离的今天,欧美诸国仍是高度重视宗教的作用,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是政教合一的,如英国的圣公会就是法律规定的国教,英国政府必须向圣公会提供财政支持。希腊宪法明文规定东正教是国教,北欧一些国家则以路德宗为国教。在亚洲的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具有国教性质。佛教在泰国,虽无宪法明文规定,但享有事实上的国教地位。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了宗教与民主共和制度的关系,指出:“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并未加强时,社会怎么能免于崩溃呢?如果一个自己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做出什么呢?”美国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现状,也强有力地佐证了托克维尔的观点。查尔斯・泰勒亦明确说,美国的宪法就是一个隐秘的“教会”。

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主体,其中儒乃主干。“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亦为历代政治人物所尊奉。学者蒋庆认为,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四大功能,除了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生命信仰、情志慰藉等问题,还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基础。

中国自近代以来,就进入整体性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迷局,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被彻底打倒,佛、道二教,一度被无情批判,其他民间宗教信仰,亦被当成“封建迷信”予以扫除,整个社会可谓进入信仰真空状态,亦为邪教的滋生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具有功能性替代作用,亦掩盖了问题。时至今日,立国之基缺乏历史文化合法性的问题逐渐暴露。主干性文化系统缺位,既是中国文化危机的表征,也是其本质。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邪教快速蔓延,包括外来宗教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正教”不立,传统主流价值信仰体系遭到破坏,至今未能扶正。同为华人社会,在台湾的法轮功、全能神等全不成气候,基督徒的比率也没有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就是台湾的本土宗教,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儒、道、佛仍然是民间信仰的主体,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台湾经验,可为大陆借鉴。

总之,信仰问题不能靠科学解决,继续高喊“崇尚科学,远离邪教”的口号,于事无补。精神必须用精神对抗,法律打击、军警防范无效。科学与法律,对解决邪教问题,皆是治标不治本。中国大陆现行的宗教政策及其指导理念,需要检讨并尽快调整。扶正传统信仰,树立主体宗教,是解决邪教问题的根本之道。不然,以后的麻烦会更大。

作者是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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