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叙事

从“非物文化”返回物质文化

在对上海世博作出价值评估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器物（创造性物质）的本性进行界定。人所置身的是一个物化的世界，它建立在坚硬的物质文明的基石之上。而器物是经过人类加工的一种物质形态，并在加工、使用、流传和解释过程中获得文化价值，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广义的器物甚至包括植物衍生品、建筑以及制造器物的初始材料等。当然，任何器物都包含着特定的技术和日常生活方式，而这是躲藏在所有器物深处的灵魂。我们所指涉的任何器物，必然跟“非物”密切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器物”必然是器物和“非物”的二重组合。本文所描述的“器物”，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

绝大多数器物，都以湮灭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这湮灭有时是个体代谢的结果，而有时则是整个物种的消亡。前者是相对性湮灭，也即老旧、毁损和被掩埋。作为古代丧葬制度的组成部分，死者生前役使过的器物总是成为殉葬品，由此发育出规模庞大的葬器文明和臭名昭著的盗墓行业。器物被埋藏于暗无天日的墓穴，与死者一起长眠。对器物而言，这种掩埋可能是永久的死亡，也可能只是一场漫长的休眠，以等待盗墓者或考古队开启墓穴的时刻。只要它的化学性质足够稳定，就能够抵抗流水、空气和岁月的腐蚀。

相对性湮灭主要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尽管器物的主人会失去一件器物，但只要他愿意，他就能用货币重新购回这件器物。但是，消费主义加剧了人和器物间的疏离关系。许多器物并未毁损，而仅仅因为款式老旧或技术过时，就遭到了无情的遗弃。这是市场营销策略的结果。市场利用人对新科技和流行款式的热爱，鼓励他们抛弃旧式器物，以此加快器物消费的循环周期，刺激器物制造业的繁荣。这种状况导致了器物垃圾的大量繁殖。

但器物制造技术的湮灭却是绝对性的，它会导致整个“物种”的大规模消失。在资本主义科技和工业复制时代到来之后，乡村手工业作坊及其技术开始湮灭，旧式工匠带着祖传的技能相继谢世，老式器物向人的日常生活告别。那些油灯、烛台、帐钩、夜壶、滴漏、臼杵、陶罐、蓑衣、绣架、长衫、木屐、织机、匾额和“文房四宝”等，数千年来一直是华夏民族农业生活的守望者，最终它们却被时间的洪流所吞没，只有极少数得到营救，成为博物馆里的孤寂展品。尽管它们可以召回人的记忆，但玻璃罩和警报器却要阻止人与物的亲密接触。这其实就是生与死的互望。在人与历史器物之间，出现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当人们热烈谈论并申请“非物遗产”的同时，被湮灭的物质文化遗产，反而更易受到忽略和伤害。在文化器物的拯救方面，中国和世界都还没有建构起必要的制度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在1972年做出决定，设立“世界遗产基金”，并建立国际合作和援助系统，以提供专家、技术、设备、贷款或补助金的方式，帮助缔约国政府通过制定保护性计划，来减缓古建筑及其构件和遗址的湮灭速度。2003年又于巴黎推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保护领域扩展到“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但这两个公约都未能直接指涉历史器物，只有前者提及的建筑铭文和后者提及的传统手工艺，跟器物有所关联。教科文组织在设立遗产保护范围的同时，制造了大片盲区和空白，令器物拯救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就在“非物”申报成为地方官员的显赫政绩时，器物湮灭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在现代化道路上奔行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无情地碾压老旧器物（建筑）的遗骸，把它们送进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另一方面，有价值的古玩（陶瓷器、青铜器、木器、玉器、石器、玻璃器、珠宝、钟表、书画等）却成为拍卖行青睐的物品，它们的价格被不断刷新。这一畸形繁华的景象，激励了仿古制造业的兴盛，大量伪器在市场上涌现，与真器鱼目混珠，描绘着古器获救与复兴的幻象。

古代器物的重新发现，主要依赖于市场采集、家族传承和考古发掘。那些被历史掩埋的器物，除了极少数在家族内部长期传承外，大部分会经过古玩市场易手。更多古器则继续沉睡在古文明的废墟里，形成大面积的地下古器群落。毫无疑问，考古发掘则是最重要的古器来源。中国的河南和陕西、欧洲的罗马、伊拉克的巴比伦遗址和幼发拉底河古河床、印度旁遮普省的印度河流域等地，拼成了古器发现的指津地图。

漫长的农业文明走向衰败之后，新器物的发明权几乎完全被欧洲工业国家垄断，并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形成新器物大爆炸的格局。受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推动，在19世纪的法国，居室的床单、椅罩、盒罐、陶瓷器皿、玩具、刀具、钟表、香熏、水晶或玻璃制品被大量设计和生产出来。

“世博会”被“发明”出来之后，其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新器物爆炸的主要策源地，它贡献了包括缝纫机、打字机、留声机、汽车、电灯泡、胶片、照相机、电影机、电话、无线电、磁带录音机、尼龙、塑料制品、电脑键盘等在内的生活核心用品。博览会制造的另一后果，就是新行业――现代零售业及大批零售商店的兴起。而高效的工业复制能力，成为器物市场兴旺的强大后盾[2]。

这种新器物爆炸的第一起因，并非缘于生产能力增加，而是缘于新发明层出不穷。美国在18世纪末颁布专利法，推动了19世纪各国专利保护制度的建构。因受该项制度的鼓舞，欧洲工业化国家卷入了全球性的发明竞赛。英国人发明了水泥、霓虹灯、保温瓶、青霉素和维生素，美国人发明了拉链、人造纤维、机器人、空调器、洗衣机、微波炉、因特网和移动电话，意大利人发明了体温计和血压计，法国人发明了高压锅和自行车，德国人发明了汽车，荷兰人发明了摆钟，瑞典人发明了冰箱，日本人发明了味精，等等[3]。

19世纪器物大爆炸，导致器物种类和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填满了市民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并且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鉴于这种多元化的状况，人们甚至无法就这一时代的核心器物达成共识。但要是仅仅从寓意的角度出发，人们可以找出如下几种代表性器物――白炽灯、钟表和照相机，因为它们不仅照亮了世界，也照亮了时间和记忆。

“上海丝”背后的华夏器物体系

对于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上海而言，为了完成民族主义叙事，古代器物有着极其重大的标志性意义。2002年12月3日，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而该次成功申博的原因，跟一种叫做“辑里丝”的器物相关。在中国申博委员会的报告里，含有一条重要的申办理由，它源自那份叫做《北岭徐氏宗谱》的文本，其间记录着商人徐荣村携“辑里丝”在1851年首届世博会获奖的史实。

19世纪的帝国晚期，上海成为中国生丝的主要出口地。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提出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而江南小城――上海被赫然列入名单，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更在于它接近“辑里丝”（湖丝的另一称谓）的产地――浙江湖州南浔七里村。中国人把七里村所产生丝的名称，雅化为“辑里丝”，而英国人则干脆把它叫做“Shanghai Silk”，也就是“上海丝”，因为它来自帝国在远东的头号殖民地。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出现了18000名商人，展出约10万件稀奇古怪的产品。中华帝国参展的器物，包括丝绸、旗袍、茶叶、瓷器和植物蜡等，但这些事物跟昏聩的清政府无关，它们是机敏的中国商人私自行动的结果。

在最后的工艺奖项中，中国丝商徐荣村选送的辑里丝“荣记湖丝”，一举夺得金、银两项大奖。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奖，赏赐“翼飞洋人”执照，批准“湖丝”进入英国市场销售。女王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在温莎堡接见了徐荣村及其妻妾。当时的英国媒体宣称，徐荣村一家是英国历史上首个受到如此隆重礼遇的中国家庭，而女王接见徐氏一家的原因，是为了鼓励那些女人克服“不能离开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几位小脚的中国女人，意外地扮演了器物交换的历史性主角。而她们曾经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群体，并且最终成为中国生丝在欧洲的“文化模特儿”①。

适逢帝国与“太平天国”的殊死决战，南京等地丝织业全面瓦解，民众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陷入穷困境地。一方面，国内生丝需求急剧减少。丝商于是被迫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由此引发新的出口浪潮。而另一方面，“辑里丝”在世博会上的表现，强烈刺激了西方买家的欲望，“世博会效应”开始发动。根据《北华捷报》记载，就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当年，上海出口的生丝仅有20631包，第二年就升为54233包，1858年甚至达到85970包的历史性高位。绵长柔韧的“辑里丝”越过江南水网，不仅缠住上海，也缠住了世界的身躯[4]。

缠住世界的另一种器物，是乌泥泾（在今上海市区内，元属上海县，明归松江府）出产的棉布。宋元代以来，东部沿海乡村成为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地，其纺织技术因一个叫黄道婆的女人而发生巨变。这位年逾六旬的老妪，在蒙古人统治的年代，从遥远的涯州（海南岛）返回故里，带来了黎族女人的先进工艺。她率先使用搅车剥离棉籽，继而使用四尺绳弦的强力弹弓，变单锭手摇纺车为三锭脚踏棉纺车，甚至大力推进棉织的提花技法。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形容说，她所织出的棉布，“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5]。

陶宗仪的笔记还宣称，黄道婆因心力交瘁，返回乌泥泾数年后便猝然谢世，村民“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而在她身后的明代，松江棉布制造业开始走向兴盛，到清代前期，其产量估计达到5600万匹左右，俨然成为农业时代的中国纺织中心。东印度公司此后发现，这种被称为“南京布”的松江棉布，质量远胜于印度布，于是开始大规模采购，其额度在19世纪初就达到20万匹，随后继续上升，仅在1819年这一年里，英、美、法、意等国就进口了3300多万匹，几乎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6]。曾在伦敦博物馆展览的19世纪英国绅士时装里，赫然陈列有以松江紫花棉布缝制的裤子。美国学者摩尔斯在其著述中称赞说，中国土布给了他们祖先以衣料。

耐人寻味的是，黄道婆所在的乌泥泾镇，早已消失在岁月的迷雾之中，但据《辍耕录》称，它位于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就在浦西世博园区的围墙之内。黄道婆的亡灵跟松江棉布一起，为上海世博的建筑群落，提供了柔软而坚硬的地基。

随着黄道婆的谢世和明帝国的崛起，器物复兴的年代降临了。基于工商业和中层市民生活的繁荣，各种从未有过的物体涌现于市井和园林。建筑、家具、漆器和丝绸愈发精致，餐馆厨艺技术突飞猛进，一种享乐主义的风潮，席卷了整个江南，令一向被视为文明标本的唐朝都望尘莫及。

郑和舰队和传教士携带的奇异器物，也汇入了本土器物增殖的洪流。各种异国香料、珠宝和小型器皿从宫廷里流散出来，成为民间收藏的焦点。自鸣钟分割了时间，地图则分割了空间；玻璃家族的事物（近视眼镜、望远镜和玻璃妆镜等）改善了华夏民族的视力；那些南洋传来的香料，融入了色泽淡雅的丝绸，令女人们变得更加性感。整个江南都弥漫着欲望的香气。

李约瑟关于“四大发明”的说法，始终是本土民族叙事的关键词，并成为教科书自我夸耀的资源[7]。出现在上海世博开幕式上的礼花，正是源自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而早在公元1122年，它就已出现于宋朝皇帝赵佶主持的庆典上，一举照亮了帝国的憔悴容颜。但“四大发明说”并未囊括华夏民族的杰出贡献。它忽略了另外“三大发明”，那就是瓷、茶、丝――奇妙的日常器物的三位一体。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活发明，在明代达到技术顶峰，并因郑和七次远航和殖民地的缘故，在16～19世纪形成最强大的文化传播势力。

中国瓷器出口在18世纪达到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