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按照胜利者的利益编纂的，玄武门之变的最后胜利者是李世民，所以房玄龄等人“删略国史”，编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时“语多微文”(《贞观政要》)，而后世的不少史书均取材于这两部《实录》与国史，因此，史书的记载有很多不实之处，漏洞百出。

　　以司马光如此严谨的的史官，虽然发现《实录》有歪曲史实的地方，亦有很多上当的地方。据《通鉴》记载：上(李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做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

　　上面这段引文非常不合情理，伪造之处不少。

　　首先，“晋阳起兵，皆秦王之谋”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李渊留守太原，具有起兵的良好军事基础，早有起兵的想法，原不待世民的一再苦劝。晋阳刘文静早就发现李渊“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刘文静传》)，崔善为是楼烦司户书佐，“以隋政倾颓，乃密劝进”，李渊“深纳之”(《旧唐书》，《崔善为传》)。由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诛杀兄弟，逼父退位，不合法地登上帝位，为了替他的夺权进行辩护，史臣所修的《国史》和武德，贞观二朝的《实录》，就尽量贬低李渊在起兵中的贡献，把起兵的首功过多的归于李世民。两《唐书》和《通鉴》因袭了这种歪曲，故多失实之处。

　　其次，既然起兵之事不是李世民首谋，李渊在起兵之初，成败毫无把握的时候就预许立李世民为太子也是完全不近情理的。尤其是李世民平定全国的功业在当时还毫无踪影，李渊怎么可能抛弃立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先许了李世民呢?由太原南下，西渡黄河，攻打长安的一系列战争中，李建成与李世民常常是并肩战斗，一起向李渊献策，即使李世民的功业稍稍超过李建成，亦相差无几，李渊完全没有必要违反立嫡长子的传统，立次子为太子，自乱其步。况且，当时唐朝新建，李渊父子面临着全国林立的武装势力，在严重的战争面前成败未卜，根本没有可能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仔细斟酌。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进封唐王，立即以陇西公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次年，李渊即位，立即于六月“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旧唐书》)。由此可见，最初李渊是按照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立李建成为太子的。

　　至于“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太子。上将立之。”亦不可信。请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将佐是谁?史无记载。如果真有这样的将佐，一定会在日后受到李世民的殊赏，其事绩必然在两《唐书》中大书特书，然而遍查个传，却无一人涉及此事。可见将佐请立李世民的事亦属子虚乌有。

　　而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记录也有失实的地方。李建成的才干可能不如李世民，但他曾与李世民一起向李渊提出过一些正确的建议，共同建立过不少战功，而且幕下网罗了魏征等一批日后的名臣，绝不是单纯的酒色之徒。李元吉其人的确有不少严重的缺点，但亦“力敌十夫”(《隋唐嘉话》)，在军事上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

　　史籍上一再夸大李建成与李元吉的缺点，杜撰李渊企图立李世民为太子，而李世民一再表示辞谢的目的，就是意在掩盖李世民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继承权的不合法性，不道德性。

　　关于这次政治斗争李世民处于主动，负主要责任的情况，还可以找到其他很多证据。武德四年，李世民攻下洛阳后，杜淹本来是要“委质于隐太子”的，而当时封德彝典选，知道杜淹是个人才，“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邃启”李世民，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旧唐书》)可见那时李世民就已经与李建成展开了争夺人才的斗争。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网罗了这么多学士，而且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俨然是一派君臣气氛，如果不是为了夺取帝位，有必要这么干吗?

　　可见，李世民主动发难是蓄谋已久的，并不象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

　　二、喋血玄武门

　　作为太子的李建成不可能感觉不到咄咄逼人的李世民的威胁，面对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皇位可能失去的危险，李建成当然不甘心，于是一场你死我活，手足相残的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爆发了。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以李世民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为一方，形成对垒形势。为什么李元吉不站在李世民一边，而是与李建成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秦王李世民呢?

　　李元吉排行第四，毫无继位的可能，论其武功，不但不能与秦王李世民相比，与连简称相比亦逊之甚远，加上齐府力量与东宫，秦府任何一方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所以李元吉无法自己夺取皇位，只有选择一方加盟。李元吉自己没有多少政治资本，又看到东宫，秦府之间的斗争势在必行，遂欲借机投靠一方已事攀援，从而争取将来为自己谋取一个更好的政治地位。

　　在李建成早已立为太子，李渊虽处两难之间，但很少明确表示过废立的意图，而嫡长子继位又属名正言顺。李世民手下虽然有很多骁将精卒，但东宫与齐府联合起来与秦府较量，再加上李渊倾向于太子，他们在力量上处于绝对的优势，所以李元吉把赌注下在李建成以便感觉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李世民执法甚严，平洛阳后严拒嫔妃的私求宝货就是明证。而李元吉本人贪好酒色，在刘武周攻打太原时又有过弃城私逃的不光彩记录，他必然感到李世民如果继位，自己很难畅所欲为，而在李建成手下当齐王要悠闲自在的多，因此，李元吉投靠李建成，不是最后自己要当皇帝，而是想选择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兄长当皇帝。

　　据史料记载，站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边的，还有其他小王的母亲，即李渊“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等，而且说她们皆与李建成“淫乱”，后来接近摊牌时，李世民曾“密奏建成，元吉等与后宫淫乱”。(《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司马光对此则表示“宫禁深秘，莫能明也(”《通鉴》)这样的态度是慎重而正确的，封建史臣做这样的歪曲，意图是把李建成描绘成在朝廷中找不到政治力量的孤家寡人，只能用不正当手段在后宫中施展伎俩。

　　政变前几天，李元吉曾密奏请李渊杀李世民，李渊说“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李渊最初则动过废李世民王位的念头，在陈叔达的谏阻下，才打消了这个打算，而对李元吉杀李世民的建议未置可否，(《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