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被管理的现代性”及其挑战者:“被管理的现代性”及其挑战者

昝涛[2]

2008年是青年土耳其革命（Young Turks Revolution,1908）一百周年纪念，是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逝世七十周年，同时，或许更鲜为人知的是，今年还是奥斯曼-土耳其语实行拉丁化（也就是现代土耳其语之诞生，1928年）八十周年。今天，再度回首那曾经为中国的康、梁和孙中山等人所艳羡的土耳其成就，我们仍然很难说，它们在土耳其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已经盖棺定论。在今日之土耳其，亲伊斯兰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AKP）已经形成一党独大之局面，而以共和人民党（CHP）及土耳其军方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世俗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正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与挑战；在土耳其的东南部，以伊拉克北部山区为基地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发动的分裂和恐怖主义活动，使土耳其焦头烂额。历史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要理解当代土耳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需要从其百年来的历史发展特征着手。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这两者是凯末尔主义（Kemalism）的基础，也是理解当代土耳其的两个最重要维度。青年土耳其（Young Turks）是奥斯曼帝国末期最早的一批民族主义主义者，他们梦想通过推行突厥化（Türkleşme）和现代化来拯救奄奄一息的帝国（这是青年土耳其党人1913年后所推行的政策）。实际上，青年土耳其拯救奥斯曼国家的努力虽然失败了，然而，他们的事业在随后建立的新土耳其共和国就以凯末尔主义为名得以延续。

本文提出并使用了一个概念--"被管理的现代性"（guided modernity）。这个术语的提出受到了"被管理的民主"[3]的启发。青年土耳其和凯末尔党人及其所推行的改革，代表了土耳其精英阶层在他们的国家自上而下地推行和实施欧洲现代性方案的努力（欧化或西化）。土耳其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是一种在国家精英[4]主导和监护下所进行的转型，故称此类现代性为"被管理的现代性"。不过，在当代土耳其，"被管理的现代性"正面临巨大挑战。

一、从奥斯曼主义到土耳其民族主义

今天，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持续发展对土耳其国家各个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民族主义成为学者和专栏作家们乐于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5] 有关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当代争论，基本上是围绕着土耳其认同的凯末尔主义模式及其可能的转变方向上。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Kemalist nationalism）植根于土耳其主义（Türkçülük，即Turkism）的意识形态，而土耳其主义是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青年土耳其党统治期间开始发展起来的。

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土耳其主义形成于奥斯曼帝国从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帝国向以讲突厥语族人口占多数的、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列文（Lieven）曾提出一般性概述："在1850-1918年这一时期，帝国的主要困境是，如何在一方面维系有着巨大领土、人口和权力的政体，同时又如何在另一方面使这个优先性与满足民族主义、民族和经济动力的要求相一致。[6]这一描述同样也适合于同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

19世纪是一个民族统一的世纪。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非穆斯林臣民是最早探索和实践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是第一个觉醒的民族，他们在1804年2月发起了反对奥斯曼的抗争。"1815年，第二次塞尔维亚人起义更为成功，他们获得了奥斯曼宗主权之下的自治公国地位。几年后的希腊起义则获得了广泛的欧洲支持，并取得了希腊王国的主权独立。"[7]最终，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穆德二世（Sultan Mahmud Ⅱ）不得不接受了希腊的独立以及塞尔维亚和埃及的自治地位。

讲突厥语的人民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最后一个觉醒到并接受民族主义的群体。对此，格卡尔普解释道："[在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的理想首先出现在非穆斯林人民中，然后是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最后才是土耳其人。它最后才出现在土耳其人中并不是偶然的：奥斯曼国家是由土耳其人自己创造的。（对土耳其人而言）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民族（nation de fait），而民族主义理想所鼓吹的是建立在主观意志基础上的民族（nation de volonté）。从直觉上我们就能理解，土耳其人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以理想来牺牲现实的。因此，土耳其思想家当时信仰的不是土耳其主义而是奥斯曼主义。"[8] 在1901年，"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党的组织，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CUP，他们也被称为"联合党人"-- Unionists）收到一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信，这封信认为该委员会是一个"土耳其人的"组织，在对这封信的答复中，委员会强烈地否认该组织是专为"土耳其人的"。[9]

在1900年代中期以前，"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是由信奉"奥斯曼主义"（其核心是打破伊斯兰教划教区而治的传统，使帝国臣民不再区分宗教和种族，都是奥斯曼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构成的。然而，即使是奥斯曼主义，在帝国的历史上也还是一个很新鲜和现代的事物。奥斯曼主义的提出是针对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民族运动的一个反弹。在西方压力下开始的改革（坦齐麦特，Tanzimat，1839-1876)，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民族主义。在1876 的"玫瑰园敕令"（Gülhane Hatt-ı Hümayunu）中，当时的帝国改革家力图对奥斯曼社会的很多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玫瑰园敕令"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利和政治改革的宣言，它赋予了奥斯曼公民身份一种新的含义。坦齐麦特是奥斯曼政府自发进行的一场改革，主要包括了如下四个方面：（1）确保苏丹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有所保障；（2）建立有序合理的税收制度；（3）实行新的征兵制；（4）所有臣民不分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0]这些原则的核心考虑就是，建立帝国的合法性，并防止帝国因种族和宗教发生分裂。

我们很难说坦齐麦特的改革家们力图建立一个同质化的奥斯曼民族，[11]毋宁说那只是一种团结帝国内所有不同元素的一种努力而已。对于坦齐麦特的改革者而言，奥斯曼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联邦主义。不幸的是，对那些少数族群来说，民族主义就像毒品，对那些尝过一次的人来说就很难再戒掉。诚如格卡尔普所观察到的，"痛苦的经验证明，除了那些发起这个概念的人，‘奥斯曼'的新意义并没有受到任何其他人的欢迎。发明这么一个新词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因为，它给国家和不同的民族--特别是土耳其人自己造成了有害的后果。"[12]

在1867-1878年间活跃的一群开明士人，被称为"青年奥斯曼人"（Young Ottomans），他们谴责坦齐麦特改革，说它只是肤浅的西方化。他们要求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引入代议制。他们认为，在西方科学与伊斯兰价值之间可以达到和谐一致。青年奥斯曼人在爱国主义的意义上支持奥斯曼主义的理念，并以其作为确保奥斯曼国家存续的手段。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是青年奥斯曼人的最杰出代表纳末克・凯末尔（Namık Kemal）首次将"瓦坦"（Vatan, 祖国）这个概念推广和普及开来，强调国民不分人种、种族缘起、宗教和教派的差别。然而，也正是纳末克在1878年8月30日如此写道：

"如果我们必须尽力地消灭我们国家中除土耳其语之外的语言，我们还应该给阿尔巴尼亚人、拉兹和库尔德人一个能够保持其自身特征的精神武器吗？......对民族统一来说，语言......或许是最牢固的障碍--或许比宗教更为牢固。"[13]

纳末克・凯末尔在同年9月13日还写道：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中间鼓励传播我们的语言，但是，在阿尔巴尼亚人和拉兹人之中，即在穆斯林中间，这肯定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在他们的地方建立规范的学校，贯彻目前尚未实现的方案，拉兹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语言必将在二十年内被彻底忘记。"[14]

从纳末克・凯末尔晚年的上述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帝国的奥斯曼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土耳其化（同化）。[15] 在以后的岁月中，特别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后，土耳其化的确发生了。

土耳其主义的目的是激发奥斯曼-突厥人的一种土耳其民族意识。在土耳其主义者那里，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被看作是黄金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土耳其人"这个理念被看作是与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相一致的。[16] 随着欧洲地区大部分领土的迅速丢失，奥斯曼帝国开始成为一个在人口/民族结构上更为同质化的国家，这有利于促使土耳其主义成为一种国家政策。

在1910年代，当土耳其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齐亚・格卡尔普来到萨洛尼卡的时候，他关于土耳其主义的演讲受到了"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成员的热烈欢迎，这其中，后来成为土耳其国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是听众之一。[17]这种情况表明，土耳其民族主义发展的环境正在改变。

在青年土耳其党的历史上，土耳其主义只是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之后才演变为一种主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巴尔干诸民族以实际行动反抗了奥斯曼主义，而奥斯曼帝国则永久地失去了其在欧洲的几乎所有领土。为了确保剩余人口对帝国的忠诚，（泛）伊斯兰主义就成为帝国的首要考虑。但是，当看到同为"穆斯林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也被民族主义的激情所鼓动之后，土耳其人就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土耳其元素"才是唯一靠得住的。显而易见，当权的土耳其人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土耳其主义的民族主义政策。

在这一时期，"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开始拒绝接受任何阿拉伯会员。土耳其人的首要政策是土耳其主义与突厥化。土耳其主义更主要地是体现在语言和文化政策上。1911年10月，"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他民族可以保持其宗教，但不能保留自己的语言。土耳其语的普及是确保伊斯兰教优势和同化其他因素的主权手段之一。"[18]在当时的土耳其舆论界，的确存在一种日益上升的土耳其主义呼声，甚至明确主张要把整个阿拉伯地区实行彻底的殖民化进而土耳其化，让阿拉伯人忘记自己的历史和语言，创造机会使土耳其语成为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并把觉醒中的阿拉伯民族意识扼杀在摇篮中。[19]

1916年，青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语言法，规定商号的帐册和来往函件必须使用土耳其文，他们还企图把土耳其语强加给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的非土耳其的穆斯林，例如，在阿拉伯地区的火车票也不再用阿拉伯语印刷了，一律用土耳其语和德语。在黎巴嫩建立了一个土耳其人的军事法庭，逮捕了大量活跃的民族主义分子，一个土耳其军官说："那些阿拉伯人想摆脱我们，他们秘密地同情我们的敌人，但是，在他们把同情转化为行动之前，我们必须亲自除掉他们。"[20]

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土耳其主义的事业在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得以延续并达到高峰。从联合党人到凯末尔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就表现为从土耳其主义向土耳其史观（Turkish History Thesis）的演变过程。

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10月建立之后，民族主义是凯末尔主义的重要支柱之一。土耳其史观的提出标志着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达到了顶峰，该史观是由凯末尔主义史学家于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提出来的。根据这一史观，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人类诞生于中亚，这里被认定为土耳其人的故乡；中亚最早的人类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白种人，土耳其人在中亚创造了高级的文明；后来由于剧烈的气候变化，中亚的大多数土耳其人被迫迁出，在这个迁移过程中，正是土耳其人把他们的高级文明传播给世界上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其他民族；这个过程发生在近万年以前。作为这个过程的一个自然结果，土耳其人就是西亚地区最早的土著，一个推论就是，赫悌人实际上就是土耳其人。[21]其实，土耳其史观与土耳其主义采用了相似的论证逻辑。史观继承了土耳其主义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