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造神运动与中国道教

作者:周勋初发布日期:2016-12-29

「周勋初:造神运动与中国道教」正文

东坡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说颇能启人神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本身的特性闹不清楚,即可作为例证。譬如宗教问题吧,大家都已接受马克思的教导,以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因此红卫兵运动起来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庙宇,毁神像,逼得一些和尚跳崖殉教。但那些用世界上最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小将们,向名山古刹进军时,却是手捧红宝书,背着装有主席像的镜框,又有与过去的游方和尚相近的地方。当时领导上正在掀起一个造神运动,或许觉得群众集会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还不够,因而号召每个子民家中都得供上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语录,藉保平安。农村里一些供奉主席像的台龛更是布置得跟过去的土地堂一样。或许红卫兵小将们年岁尚轻,没有看到过旧社会的种种奇形怪状,但在一些年纪较大的人看来,却又觉得似曾相识,与过去参拜、诵经等宗教活动差不多。

当然,20世纪的造神运动与过去的宗教活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是用最最“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与宗教迷信不是一回事,然而二者之间却似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红卫兵轰轰烈烈地重走长征路,要过艰苦卓绝的生活,因此颇有禁欲主义的味道。但有一些小将却也会利用形势,编一些《时事手册》之类的畅销书,借推广革命思想之际去捞一些钱,然后到馆子里去大吃大喝。又如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男女关系深恶痛绝,不惜将一些违背革命原则的“腐化分子”鞭打致死,但在自己进行革命串联时却也常是结对而行,不废男女之乐。

当时的造神运动者似乎意在构建一种新型的革命宗教,它当然与传统宗教截然有异。就拿所谓世界三大宗教来说吧,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这与主席像铺天盖地的做法截然不同。佛教主张普渡众生,当代造神运动者则把他们心目中的不信教者成千上万地驱入地狱。基督教认为人都是有罪的,当代造神运动者则认为只有自己圣洁无瑕,他人若有半个不是,那就真是罪该万死,非但不能让他们上天堂,还要永远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知新时代的造神者真的已与传统割断了联系。他们自信已与旧世界彻底决裂。

凡是经历过这一历史阶段的人,常会感到迷茫。据说中国人受中庸之道的影响最深,为什么这时的表现却又那么极端?形式与内容落差太大,神圣与世俗距离太近。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叫作相反相成,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从宗教的角度观察这一造神运动,则又似乎可以说,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有着一丝内在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说,这只能产生在有道教传统的土地上。

大家都知道,相对于世界三大宗教而言,道教自有其民族特色。他们的神中,尽多现世的人所转化者;他们讲的是超尘脱俗,但绝不排斥当下的物质欲求。

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例如陈寅恪之治魏晋南北朝史,即以道教为线索而纵论其时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旁及书法、绘画、诗文等艺事,足征鲁迅之说可信。研究近代史时,也应关注道教的影响问题。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的《审查报告》中曾极论道教对我国思想史的影响,结论是:“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陈氏极言道教在中国思想史上所起的作用,但又慨叹无人对此做过精深的研究,“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之追补者也”。这种情况其后虽有所改变,但其成就还不能说是符合人们的期望。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禁锢逐步解除,国人环顾外界,越发显出中国思想界有关宗教问题研究之贫乏,于是众多学者纷纷投入这一领域的探讨,一时颇呈蓬勃之势。总的看来,佛学的研究人数多,收获也多;投入道教研究的人数少,收获也少。

研究道教困难很多:起源不明, 文献杂乱,派系纷繁,与其他宗教时起纷争,而又通过多种渠道相互渗透。学者着手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做一番细致认真的梳理工作,大而至于教派的区分,小而至于名词术语的诠释,都要进行严肃的考辨。研究者不但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要对各种文献有明确的认识。这就说明,研究道教的学者一方面要有深厚的学养,一方面要有水平很高的思辨能力。研究道教,真要说到“研究”,那就不是对文献做些描述性的演绎就能奏功的。这里要做艰苦的工作,勤奋地积储资料,严谨地详加辨析。

我在序言的开端就介绍了前时造神运动和鲁迅的观点,说明道教对于国人影响之巨。文学方面也是这样。即以最为人乐道的游仙诗而言,曹操诗中就有道教的明显踪迹,郭璞的游仙诗更是六朝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这些道教文学的先驱者对唐代的诗仙李白曾有巨大的影响。假如研究者能深探游仙诗的底蕴,考察道教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如何利用诗文进行宗教活动,那么《真诰》等重要典籍中的诗文创作等项,也就是必须加以关注的了。可惜这方面的材料未能进入学人眼帘,研究显得滞后,或许道教研究本身就难度很大,所以一般人不愿投入宗教文学的研究吧。但从认识国人的民族特点而言,道教与文学这一课题,必须不断有人深入探讨。

赵益自学生时代起就喜欢研究宗教,博士论文即以《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为题。他在取得学位后,即任职于南京大学古籍所,至今也已多年了。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文献学基础较深厚,而他又因兴趣所在,一直关注民俗小传统的研究,从而对博士论文中的内容锲而不舍,多方探讨。他的思辨能力很强,对道教中的许多复杂问题,一些专门的概念与重要的范畴,都能进行新的考察,在研究内容上有新的开拓。因此,这一博士论文的公开出版,可以视作道教与文学研究中的一项新鲜成果,将对这一课题有所贡献。我自指导他写作论文始,目睹他不断跋涉的历程,深感其志可嘉,因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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