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摘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以“本地化”为理想的诠释活动。但是“本地化”既可能转变或者再造原有的文化，也可能使外来信仰被原有文化所融合甚至消解。本文试图处理与此相关的两方面问题：第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诠释、特别是实际的接受，是否反映了“本地化”的理想形态？其“本地化”的历史与现状，能否使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获得合法性身份？第二，基督教对当代中国人的针对性意义何在？是否可能通过诠释基督教思想中的一般价值，为“本地化”赋予新的涵义？在指出“本地化”与“处境化”所面临的困难之同时，本文试图描述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非宗教性诠释”。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就思想层面、体制层面、还是受众层面而言，教理的讲授与理解都是根本的前提。从而这一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基督教在异质语境中所必然经历的诠释活动。在这样的意义上，任何一种“教理的讲授和理解”都不可能与“被讲授和理解的教理”完全重合。因此只要承认基督教的传播是一种特定语境中的诠释活动，“本地化”就当属题中之意。

值得关注的是：“本地化”既可能“转变、再造原有的文化”，[1]也可能被原有的文化所消解[2]。如果考虑到这种双重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应当追究这样两类问题：第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诠释、特别是实际的接受，是否反映了“本地化”可能包含的理想形态？其“本地化”的历史与现状，能否使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获得合法性身份？第二，既然并不存在什么“回归原始本意”的可能，那么基督教对当代中国人的针对性意义何在？是否可以通过着力诠释基督教思想中的普遍价值，而为“本地化”赋予新的涵义？

一、汉语语境中的“本地化”理想及其现实

天主教学者对“本地化”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过相当细致的辨析和归纳。其中较近的著作如钟鸣旦(Nicholas Standaert)《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1993)，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晚明基督论》(1999)和吴智勋主编的《神思》第47辑《教会本地化》(2000)。通过这些学者的讨论，“本地化”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限定，然而在具体的汉语语境中，还需要进一步区分这一概念的理想界说与其实际意指，并且进一步发掘从“适应化”、“本地化”到“处境化”的可能延伸。

“适应化”(accommodation或adaptation)被认为始于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和利玛窦的传教策略。[3]按照钟鸣旦的归纳，这一传教策略包括四步：“适应之道”是指学习中文、入境随俗、儒服儒冠等等；“向社会名流传福音”是要通过研读孔孟经书，打入官场，与儒生交往；“引进西方科技”，意在“激发饱学之士的兴趣”；而“包容之心”，则表达了传教者对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系统的开放态度。[4]因此质而言之，这四步的主旨无非都是对受众及其语境的“适应”而已。

然而从受众的方面看，“适应”所“激发”出来的接受方式，并不是相应地“适应”对方，却是欣然接受对方的“适应”。比如钟鸣旦提及徐光启、李之藻的道德诠释、杨廷筠的补儒易佛和“驱魔辟邪”式的民间诠释等三种接受之道；道德诠释与民间诠释自不待言，即使杨廷筠根据拉丁文直接音译那些“言亦不能尽解、喻亦不能近似”的“超性之理”，[5]也只是想证明佛家之说的“番非真番，译非真译”，[6]以便取而代之。所以他所谓的“回归原始本意”，实际上也是使基督教成为“对儒家的有利贡献”。[7]至于杨廷筠关于“性教”、“书教”和“恩教”的解说，同样会追溯到尧、舜、周、孔的历史启示，以证明基督教以及“西儒”可以“恢复……儒家正统”并且“将隐藏在原始儒家中的部分完全启示出来”。[8]当然，中国知识群体中的早期基督徒从“惩愚儆惰”等角度解读基督教，或许只是要通过最平易的方式为基督教的存在一辩；[9]而问题在于他们的辩词确实标志了汉语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解释维度，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适应化”的实际内容。

“适应”本来并非不可能“由同致异”，并非不可能“由同处入，从异处出”。[10]关于这一点，赵紫宸曾经就基督教传入欧洲时借助希腊哲学、佛教传入中国时借助老庄思想进行过比较。其中佛教的策略，几与基督教的“适应化”无异。比如托譬老庄、吸引士大夫、利用皇帝和官府，“有知识的，……以知识为进阶而引导之；没有知识的，……以经像雕镌、因果报应、法器道场等等邀引之”。[11]然而为什么基督教未能像佛教一样“由同致异”？赵紫宸试图以所处时代的不同作答，并且认为“宗教总须自己去求”，而基督教是“西国人来传……中国人不曾去求”等等。[12]其实这样的比较并不一定恰当。西方人在中世纪前期所经历的，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基督教同犹太教的真正分离，应当说是与这一过程同步的。汉地佛教之于印度佛教的关系则与此相似：它没有像东南亚地区那样“经由佛教而印度化”，却产生了自己的经典、教理以及全然中国化的禅宗。[13]蕴含在这里的已不是“适应化”的策略问题，而是诠释活动所必然导致的“本地化”。

在钟鸣旦的论述中，“本地化”(inculturation)首先是与“涵化”(acculturation)相对应：前者在于“本有文化将另一文化中的某些新元素吸收为己有”，形成两种文化的整合，例如“佛教之于中国”以及“初世纪时的欧洲教会”；后者则是外来影响改变原有的文化，造成“文化的疏离或割让”，除去印度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之外，又如“非洲因基督宗教而西方化”。[14]同时，“本地化”又与“适应化”不同：前者是“深植于自己文化内的人，……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以另一种形式诠释信仰”；后者只是“外籍传道人员的工作”，其根本作用是为“本地化”提供准备，促成“本地化”的“诠释和表达”。[15]这一区分为“本地化”描摹了一种相当理想的境界，而且可以在“道成肉身”、《使徒行传》中的接纳“外邦人”、以及《新约》并非用耶稣的母语写成等事实中得到支持。[16]但是与这种理想境界相伴的，始终有一种现实上的尴尬。

相对而言，明清之际的基督教“本地化”并非出于自觉，而多半只是“适应化”传教策略的自然延续，或者是在强大的儒学传统面前的权宜之计。民国初期的中国教会，则是主要由于“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才自觉地树起了“本地化”的大旗；天主教的“中国化”措施，也同五四运动所凸显的民族意识有关。因此无论其自觉与否，这两种“本地化”都含有一定的防卫性反应。民国以后的“非基督教运动”已经不是什么礼仪之争，不是“圣朝破邪”式的道德责难，而是日益进深为“反对帝国主义”、“收回主权”的政治批判；[17]这使基督教方面的一切反应都不能不具有更强烈的防卫性，从而“本地化”理想与其现实结果之间的尴尬也愈发明显。这一点，可以从20-30年代的神学讨论中得到相当典型的说明。

比如为了“消除洋教的丑号”，[18]论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同点仍然是当时最普遍的神学话题。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片“伦理沃厚的土地”，而基督教则是“最优良的伦理的种子”；[19]因此中国人在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始终倾向于借助自身的伦理资源解释基督教，[20]此种倾向至民国亦绵延不绝。1925年《青年进步》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21]，谢扶雅《基督教新思潮与中国民族根本思想》，[22]以及范海《中国古代圣贤的内修工夫与上帝之关系》，[23]堪称其中的代表之作。他们对现代基督教的一种基本判断，都指向了“伦常日用”或者“伦理的实行主义”，[24]甚至直言基督教已较多地“入于伦理化”、“入于现代社会化”，“处处以服务为主要，以实证为前提”，“信仰”也就是“服务”，“祈祷”意味着“实行”；“既这样伦理化，免不掉必要与儒教携手”。[25]乃至当刘廷芳开始反省“基督教在中国到底是传什么”的时候，他不能不承认大多数的福音解说“还出不了中国旧礼教的伦理范围以外”，不能不承认基督教信仰中的原罪仍然是“依中国旧伦理来断定”，从而“‘罪人’便成为自谦的称呼，如同‘鄙人’一样”。[26]

为了回应对于基督教的政治批判，如何跟进自己的时代也曾经主宰了当时的神学讨论。吴雷川一篇短文的开头，竟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并且在次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附记”了全文。[27]就连于斌担任南京主教的就职演说，也没有忘记谈起“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28]一俟进入正题，吴雷川立论的根基是在于“学习耶稣的为人榜样”；尽管他认为耶稣“专和平民接近”，不同于孔孟的贵族式垂范，但是细读他为着民族复兴所描述的“领袖人才”，又何尝不是“守死善道”、“修养人格”的儒者？[29]于斌侧重的要点，无非是“以宗教宣传促成道德建设”；与其他耶儒之辨的不同，只是他在宗教的、抑或道德的说教中夹杂了诸多现代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套话。[30]

出于各种原因与中国文化求同的“本地化”探索，在道德的进路上也许过于畅通，以至除此之外实在少有斩获。偶尔有先觉者意识到“基督教在中国……富于实行的表示，而缺乏精密的说理”，[31]其“研究中华民族宗教经验的七个基本问题”自1926年提出后就几成绝响。[32]另外一些学理上的探索，则可能由于“求同”心切而多少显得牵强。比如吴雷川居然从《中庸》“天命之谓性”联想到《创世记》中的上帝造人。“上帝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似乎也隐约连结着“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33]其实朱熹之注不仅强调“命犹令也”，而且重在“性即理也”，因此才可以“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种“道”的关键在于“已而不知其然”，在于“无为而无不为”的“万物自化”之理（老子《道德经》37章）；从而与之相通的“性”并非“灵性”(spirituality)，却是“诚者自诚，……道者自道”而已（《中庸》）。

通过学理的分析找到基督教与中国经验的连接点，或许可以在赵紫宸那里看到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文章，即他发表于1927年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其中不仅比较了“天人合一”与基督教人格之神的异同，不仅从伦理和艺术之两端发掘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可能贡献，而且还特别分析了中国人的神秘经验。[34]但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赵紫宸的学理探讨和乐观态度似乎都有所改变。比如发表于1932年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心理建设》一文，主张以宗教匡正内在的“惟其私”和外在的“作乱的学说”。[35]发表于1935年的《中国民族与基督教》则检讨自己“少年时只重意气，……宗教的热忱有余，而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则完全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式的天人合一之境，此时被解释为“爱命甚于爱物，爱物甚于爱人，爱人甚于爱国”的“唯物主义”；儒释道三家的相对没落，以及“立等耶稣再来的那种光景”，也被归纳为“基督教在……无宗教与滥宗教之间”的艰难处境。[36]

       与类似的情绪相互呼应的，是一些比较激进的“本地化”信仰带有了较多的政治色彩，前文所及的吴雷川之“民族复兴”或可视为一例；以至在奥地利学者雷立柏(Leopold Leeb)看来：吴雷川所描述的基督教完全是“社会化的、哲理化的、伦理化的、行动化的、儒化的、人化的”，他想“救国与救中国文化，而这个‘救国’的使命似乎压抑了其他的神学含义”。[37]天主教方面的陆徵祥则提供了另一个特殊的例子：自袁世凯的时代起，他就曾多次出任外交总长等职，20年代辞官赴比利时的一间修院隐修，30年代以后又担任了神父。但是即使身在修院，他仍然“不忘国家”，并且以徐光启的“力学救国”为证，论说“务天国者，亦不忽人力”，“信教与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