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站着把新闻做了――呼之欲出的媒体人“价值共同体”

作者:彭晓芸发布日期:201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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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徐璐时,像她创办的民间基金会的名字“台湾好”那样,我想到的是“徐璐好”。

你已经想象不出来,她是一位20几年前奔跑于一线的新闻记者。1987年解严后,她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身份首访大陆,这趟被誉为“等了38年”的“破冰之旅”令她一夜成名。成名的徐璐随后却选择了赴美深造,此后,她的职业履历上依然有着令人骄傲的纪录,台长、总经理等职位显示她是人们心目中的职业典范。2009年,徐璐离开新闻界,选择了创办民间基金会的全新人生旅程。

岁月很宽厚,今天的徐璐娴静优雅而洒脱,让人艳羡,我脱口而出自嘲,20年后,我肯定变成不能见人的老太太了,徐璐说:我看见过去的我,那个时候像你们这样,为新闻理想而充满了斗志。

一周之后,我在新浪微博看见这样一条消息:“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曹宗文看着王惠抱着丈夫遗像坐车离开回老家,顿时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被人架出温州的殡仪馆,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了半个小时,泣不成声。”

过去这一周,我也时常在台北的旅馆里,对着计算机屏幕发呆,继而失声痛哭。我完全明白令那位男性记者近乎崩溃的,是怎样一种悲愤无力焦灼的情感。

就在7月30日的凌晨,通过微博,我仿佛置身久违的办公室,桌上躺着各式白色的小样、黄色的大样,我和同事们、实习生们等待着它们的命运----或顺利出街或进入废纸篓。这一天,是温州动车事故罹难者的“头七”,按照华人世界的习俗,这是一个招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动用了最好的力量,准备了充足的版面,来纪念事故的逝者,继续拷问着真相。

大棒高高举起,宣传指令没有放过这个特殊的日子。编辑记者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像鱼儿冒泡一样爬上微博,或无奈地抱怨或愤怒地抗议。一位身处广州的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也有呼吁勇敢突围的,媒体人阿丁在早前就已经呐喊,“媒体老总们,请在此刻积蓄勇气、唤醒良知、拒绝附逆、干掉猥琐、放行真相;禁令是用来突破的不是用来奴才听令的,绳索是用来挣脱的不是拿来自缚手脚的,这一回,能不能站着把新闻做了?”

无需等到天亮,答案已经陆续揭晓,有无奈服从指令,撤下报导的,也有绕过禁令,坚持到付印一刻的。被撤的版面在互联网上已经流传开,网民争相存盘,见报的版面也被提前透露并骄傲地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

娱乐明星姚晨伊能静们,透过微博见证了这一夜媒体人的蹒跚前行,以温婉体恤的语气表达着她们的敬意。也有苛刻的批评者随后指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中国大陆的媒体人究竟算是勇敢的还是犬儒的?在不同的坐标系上有着不同的解析。有人说大陆媒体人只有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刻才能表现出一点点骨气,诸如2008年的四川地震、2010年的上海大火,有人说长歌当哭,没办法,要为数千员工的饭碗考虑。

我时常不敢妄言评价我的同行们,每一个个体的时间表和能量不同,所为也必然有所不同。超出或远远低于自己能量的,前者过于勇敢,后者过于犬儒。勇敢与怯懦,不是跟别人比出来的,而是跟自己的时间轴相比。从这个维度来说,2011年这一场新闻业的集体抗争,必然载入新闻史。

但我也还是情不自禁被空间意识拽着走,往往忍不住要从同是华人的台湾同行身上观照:我们究竟缺了什么。台湾新闻界的同行走过不寻常的追求新闻自由之路,留下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和抗争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今有了各式各样的自治组织,无论是着重于维护记者劳工权益的记者协会,还是着力于提升新闻质量的卓越新闻奖,抑或致力于媒介批评、打造媒介素养的媒体改造学社,多元共同体协力并存的原则在这里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社会转型之后,新闻人何为?徐璐是一种答案,能做的当然不仅仅只有新闻业本身。台湾好基金会致力的,是在地文化的扶助和建构,老阿玛的手工制包包、老木匠的旧时器物,通过故事和文化的塑造,被他们经营成一种“台湾好”的象征。

而对大陆来说,还仅仅处在一个底线共识的谋求阶段,《经济观察报》那篇得以发表而且至今还在其报社网站安全存在的文章――《做有良知的媒体》,几可视为一篇媒体人底线共识的宣言:“做媒体,首先要有良知;没有良知,纵然有生花妙笔,写出的只能是一篇篇令万人唾弃的丑文”,我时常厚着脸皮鼓噪的媒体人之“价值共同体”无外乎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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