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现代社会动力的源泉在公民

前些日子，长沙市原市委副书记朱尚同在网上实名批评长沙创建国家文明城市是“劳民伤财”，引起很大反响，跟帖和博客普遍赞同。透过一位已经八旬高龄老者的积极发言，透过如潮水般自发涌动出来的网络评论，可感到一种明显不同于过去的氛围。如果说过去社会往往给人以死气沉沉的感觉的话，那么，现在的感觉就是朝气蓬勃，一种从社会深处激发出来的希望把国家社会建设得更好的愿望，似乎正在化为实实在在的公民行动。

公民行动是与传统的精英驱动不同的社会动力源。传统中国社会是精英驱动的。举凡学术、思想、文化的创造源，各种促进社会进步意见的发起源，法律法规的创制源，大多在政府里面，从政府中被提出来，又由政府组织实施。普通平民百姓只是旁观者，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在社会和国家建设过程中处于被动承受的地位。这种体制不足之处非常明显，说起来数亿人的国家，由于绝大多数人的大脑处于关闭半关闭状态，实际上数亿人只是“皮影人”，只是工具，国家和社会离开皇帝及数量有限的有作为的官员，就“蛇无头而不行”了，数亿人的国家事实上只是一个人或几个几十几百号人的国家，这些数量极其有限的领袖人物无论多么优秀，都不可能是那些有公民广泛参与的国家的竞争对手。

现代国家必然是公民驱动的国家。一是因公民数量庞大，公民的智力资源通过现代教育得到普遍开发后，已与精英差距不大，要有一定知识的公民像传统的文盲那样对精英和官员盲听盲从，事实上已不复可能。现在精英，哪怕是政治领袖的“风”，也很难令公民的“草”“必偃”。二是公民的力量巨大，巨量的公民，就是巨量的智慧源泉，公民不仅人数远超政府官员，而且智力总量也远在政府官员之上，数以亿计的具有一定知识和行动能力的健全人，如果集结起来做什么事，有什么是做不成的?三是现代国家不再仅限于提供安全等简单的公共产品，在此之上还得向公众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人民生活好坏的标准也不再只是安享天年和温饱，而是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提出了高品质的要求。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传统国家所能应对的范围，如果各方面还严重依赖官员驱动，政府的副作用就可能大于正作用。官员人少了，面对细致入微的社会事务，势必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官员人多了，又势必增加社会负担，消耗太多资源;官员不作为，各项事业由于缺乏推进的动力，会停滞不前;官员作为了，又可能因为官方视角与公民视角的差异，导致官员以官方意志和利益为本位强制公民服从而诱发官民冲突。四是不同的公民、不同的公民群体，其需要是千差万别的，政府为了公正，只能是依法施为，而法律只针对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对于个性化的特殊需要，法律是着不上力的。如果政府勉强去管，就必须特殊事务特殊处理，特殊对象特殊对待，这就必然会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冲突，会人为地造成不公正。

上述这些麻烦，如果换成由公民来作为，就将不再是麻烦。公民做什么事，不需要消耗公共财政资源。公民行动可以以特殊方式解决特殊困难，而不会产生违法的问题。公民的力量几乎是不可穷尽的，只要不加限制，无需担心因无人带动会停止，因为他们是在解决自身的需要。公民知道与自身切身利害攸关的事务的缓急轻重，只掌握有限的资源，因而必然是务实的，不会牺牲自身利益去搞面子工程。公民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这使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比政府更加灵活，更加高效。这些都应该让我们认知到现代社会动力的源泉在公民，只有信任公民的力量，才是一个社会永葆活力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