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多友 小森阳一:大众媒体墙与心脑控制

作者:陈多友   小森阳一发布日期:2011-05-22

「陈多友 小森阳一:大众媒体墙与心脑控制」正文

摘要: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实际上留在压倒性多数人的印象中的并非是历史的事实,而只不过是通过这种以电视为中心的大众传媒被大量传播而形成的社会、集体的记忆。我把这种通过操纵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掌握日常政治领导权的这种权力形态称为“心脑控制社会”。

陈多友:小森阳一教授,以前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对话,话题涉及方方面面,每次都颇有建设性。你非常关注社会叙事和文化叙事,始终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这体现了你身为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前不久我拜读了你尚未正式出版的新著《心脑控制》(国内尚无译本,暂且这样称呼该书),其中主要探讨了后现代社会大众媒体对人的心脑进行操纵的问题,读后感触良多。所以,今天我想就此话题向你请教。

小森阳一:好的。我很乐意同具有同样关怀的中国学者探讨这个问题。

陈多友:众所周知,如今我们被紧紧幽闭在现代“脑化”的社会,从地处偏远地区的小学课堂直至知识信息高度发达的都市公共领域、从日常生活方式直至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从城市的地面直到高科技,都是“脑化”的产物。总之,谁掌握了关于“脑”的话语权,谁就能够成为支配者、统治者。因此,“脑科学”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小森阳一:是这样的。

陈多友:但是,现在“脑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首先被资本和体制方面给有效地利用了,知识的权力化、话语的政治化与大众媒介的产业化三位一体,达成共谋,牢牢地控制住了思想意识的传播路径与流布方式,限制、误导、扭曲、强制,大众媒介利用一整套巧妙的话语机制剥夺了民众的主体表达权利,混淆了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换言之,资本、财富和政治寡头对大众媒介的肆意恶用导致了人们的思考停止。

而且,正如你在前述著作中也已经涉及到的那样,“脑科学”被资本、财富和政治寡头利用的情形体现在大众媒介的方方面面,表现手法形形色色。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以电视、报纸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手段的巧妙运用。也即,现在非常有效地控制了人的心灵的主要手段就是电视和报纸等。这些媒体通过一种类似于市场营销的手法,比如说商业广告,利用颇具蛊惑性和欺骗性的广告词,把人的眼光连同心灵给遮蔽了。他们不是向人们传递信息、阐释事实,而是故意隐蔽一些东西、歪曲一些事实、捏造一些假象以此来混淆视听,达到其诓世愚民的目的,这样,我们现在经常提起的“大众媒体墙”就形成了。

现在在日本也有很多学者对资本、政治与媒体之间的同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彻底的批判。身为著名理论家、批评家及社会活动家的你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下面就请你向中国读者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见解。

小森阳一:好的。首先,我必须指出:由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手段的高度发达,致使21世纪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种心脑控制社会的现状。

我个人认为:政治家们明确地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脑科学上是在20世纪 90年代。现在的美国总统布什的父亲乔治・布什曾经在1990年说过未来的十年是脑科学的十年。1991 年,在以乔治・布什为首而发起的海湾战争中,以CNN这个24 小时播报新闻的电视台为中心,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所谓的战争宣传。在关于海湾战争的报道中,实际的战斗情形、前线的场面、死者和受伤者的影像根本就没有在报道的画面中出现过。但是美英空军把伊拉克的军事设施炸毁之类的场面却反复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其中,在此次海湾战争的报道中,最受全世界注目的是被从油田里流出来的油弄得满身油污的那些水鸟的影像。面对这些影像,乔治・布什把侯赛因・撒达姆说成是破坏地球环境的敌人。在此一瞬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似乎被赋予了保卫生态环境的地球防卫军的地位,而侯赛因则被刻画成了破坏地球环境的恶魔形象。

陈多友:那么,日本的媒体对此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呢?

小森阳一:开初日本的媒体当然是跟着英美媒体人云亦云。经过两年多的追踪报道,后来才澄清,其实污染这些水鸟的油正是因为美军轰炸了油田才泄漏出来的。然而,当时世界上没有谁对这有记忆。

我在最近的5年间,曾经在我所任职的东京大学,对学生们就满身油污的水鸟这个影像作了一些调查。当时95%的学生认为污染水鸟的油是侯赛因倾倒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留在压倒性多数人的印象中的并非是历史的事实,而只不过是通过这种以电视为中心的大众传媒被大量传播而形成的社会、集体的记忆。我把这种通过操纵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掌握日常政治领导权的这种权力形态称为“心脑控制社会”。

陈多友:那么,这种“心脑控制社会”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得以实施的呢?

小森阳一:一言以蔽之,“心脑控制”最重要的手法就是设法使人形成某种快感或不快感,换言之,就是使人产生舒适和不舒适感觉的这种跟个体的生存直接相关的、通过大脑来进行判断的手法。对人而言,所谓不快的状态就是身体受到极度危机的威胁而感到的一种紧张的感觉。然后,通过缓解或解除这种紧张的过程,人从不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到快感的状态中去。根据弗洛伊德的发展心理学理论,在出生后的12 个月间,人类的婴儿基本上是以快感和不快感这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的,这个时期被称为“口唇期”。比如说,婴儿感到饥饿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身体陷入了危机之中的时候,他就哇哇大哭,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不快感告诉给身边的大人,并且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相应的关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大人的关爱的婴儿,其紧张感便得到缓解,渐渐地从不快感变成了快感,然后就香甜地睡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快感与不快感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来划分世界状况的情形,不是感知者本身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做某些事情,而是把所有救助的希望委托给他者的一种状况。通过这种快感与不快感的二元对立图式来区分世界,处于这一阶段的人,是欲望的集合体,而这种人本身对这种欲望是无法抑制的。但是,1岁以后的孩子便开始学说话。这是与人使用两足行走这种身体上的变化有关系的。然后,从2岁到5岁的期间里,大概以一个小时背一个单词的方式,根据自身遗传因子里既有的语言学习能力,来自主地学习语言。在2岁到 5岁的语言习得与学习阶段,人的大脑的皮层开始形成。刚生下来时人的大脑皮层仅有380克左右,到了 5岁的时候就达到了 1,300 克。成人的大脑的重量大约是 1,400克左右。因此,如果说人在2岁到5岁期间大脑的90%就已经形成了是并不为过的。因此,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或者说其作人能力是由他自出生到5岁为止的这个阶段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所决定的。所以,可能自我们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了。在语言习得、学习阶段所形成的人的大脑皮层,可以抑制自己的欲望、能够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抑制;进而可以通过语言来推论事物发展的进程,展望未来等等。诸如此类非常能表明人的特征的活动都是由大脑的前部来承担的。换言之,人的大脑的前脑在人类思维过程中开始扮演起重要角色,是人在长到2岁半以后进入快速发育时期的发达阶段。这个时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期”的发达心理阶段。

陈多友:那么,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称呼人的快速发育阶段呢?好像也有人称呼它为“第一反抗期”的。

小森阳一: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期大人开始教小孩子应该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排泄。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开始接受排泄的教育,也就是在社会中接受自己排便、排尿训练的这个时期,是人最容易受到精神上伤害的一个时期。为什么他这样认为呢?这是因为,在学习排泄这个阶段,人类的婴儿开始蒙受到他所属的这个社会的整体语言体系的某种背叛。因为在这个时期婴儿不能够做被周围大人们所禁止的、所忌讳的事情,只能够做没有被禁忌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准做的事情、被禁止的事情自然就和不快感、紧张感联系在一起了。但是,这种可以做的事情跟不可以做的事情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学习排泄的时候,被完完全全地逆转了过来。本来被允许可以随便向尿布上排便、排尿的婴儿,突然有一天开始被禁止这样做了。对孩子来讲这只能说是一种不合理的体验。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人类的孩子,当然也包括我们,都体验了以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却完全被逆转的痛苦,我们都曾被抛进了一个180度反转的世界里去。因此,对2岁半以后的孩子来说,他们在这个时候时刻处在一种以前可以做的事一下子变成不可以做的这样一种紧张恐惧之中,在这种恐惧状态中一直习得、学习语言到5岁。因此,这个时期的孩子第一次使用“为什么”这一词语对一个已经被强加的结果去追问其原因,同时这也导致他/她对生存下去的根源性的求问。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在自己使用语言的这个社会中,一一辨明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也就是“善”和“恶”的区别是由什么样的理由被决定的,这种因果论式的思考方式,就在这个阶段诞生了。要言之,我现在想要强调指出的就是利用所谓快感/不快感或者说非快感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把人推回到非此即彼之环境中的一种方法,也即,通过把人们思考原因和结果的能力零化掉,将人重新拖回到零岁状态,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种社会。

陈多友:也就是说,要想将人类束缚于所谓快感/不快感或者说非快感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上,必须采取某种语言策略。

小森阳一:的确如此。就是要剥夺人的语言能力,把他/她推回到零岁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设法利用语言具有的最基本的属性,这样就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开始快速习得、学习语言的2~5岁的婴儿,睡觉之前经常会要求大人给他们讲一些故事,同样,换成现在的孩子的话,他们可能会要求大人给读一些连环画。那么,为什么处于特别喜欢问“为什么”的这个阶段的婴儿如此喜欢听故事呢?因为一系列的因果关系的连锁被非常稳定地设定在故事里面。这个时期的孩子不会要求大人给他们讲新的故事。对同一个故事他们喜欢按同一种方式重复不断地听。那么,对操纵语言的人来说,又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故事呢?因为在这种被普通老百姓长时间讲说的故事中,有一种非常稳定的、被设定好的因果关系,而这些因果关系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世界。

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在近代以前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神话、故事里面,有人们通过语言去建构起来的因果连锁的基本形式存在于其中。通过这种让大人给讲故事的形式,孩子们也凭借故事的手法、将自己的经验用语言这种手段建构到自己的世界里。因此,在某个语言体系里,每个个体的记忆方式跟该语言体系里面所形成的种种传说、神话、故事形式之间,其实有很深的关联。生活在该语言圈里的人们的记忆,是通过这种故事形式,来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的。因此,在这种所谓的“心脑控制社会”中,大众媒体主要是通过以这种故事为媒介所形成的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起作用的。因此,作为心脑控制的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方法是重视把世界上所流通的神话、传说中所共有的人物形象作为原型进行分类的荣格派分析心理学。

陈多友:那么,如此说来,是不是就引发了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的出现?即正试图对民众实施心脑控制的资本和权力方,势必会将人文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在各自学问上的所有积累,都作为控制社会的方法来加以利用。

小森阳一:此言得之,比如说,我小森阳一本人在年轻时代所钻研的一些理论成果,事实上现在也全部被这些恶势力所挪用,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也必须负起某种责任。

陈多友:是啊,学术如果没有向量规定,说不定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古人才会说“吾日三省吾身”呐。那么,接下来,请你谈谈,媒体是怎么样通过操纵语言把人们拖回到掌握语言以前的那种快/不快的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中去的,好吗?

小森阳一:那我就介绍一下实施者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其基本要点也即,在语言里除了有客观的概念之外,同时,也有种肯定的价值跟否定的价值这一二元对立结构潜藏于其中。比如说,在日语里,对一些客观问题,例如关于气温的高低问题就有好几种表述。假如把气温高叫作“热”,把气温低叫做“凉快”的话,“热”就是不快“凉快”就是快。但是,同样是气温这种客观的东西,假如把气温高说成“温暖”,把气温低说成“冷”的时候,“温暖”就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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