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中国知识界的新媒体运用

内容提要：本文简要分析了新媒体崛起的背景，并对《开放时代》近年发表的涉及新媒体运用的相关论文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作者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时刻，新媒体运用对于知识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希望引起知识界的反思与警惕。

关键词：新媒体互联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开放时代》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新媒体在中国异军突起。关注知识界的新媒体运用，成为外界了解中国学术思想动态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开始讨论前，有必要先对“新媒体”的概念进行简单界定。所谓“新”是相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内涵比较宽泛，囊括互联网媒体、手机媒体、户外新媒体、传统媒体数字化（如数字报纸、数字电视）等多种传播形态。本文所涉及的《开放时代》近年相关论文中的新媒体，仅限于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具体包括：网站、论坛（BBS）、博客、微博、QQ、短信 / 彩信、微信等等。

一

从技术上说，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即时性、数字化、超文本等特征。不过，中国知识界的新媒体意识首先发轫于拓宽知识获取渠道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新闻出版业的监管方式发生了较大转变，同时仍强调意识形态属性，对一些核心领域的控制并未放松。例如，明文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①严禁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买卖书号、刊号、版号；②保留内容审查制度，对报刊、图书等实行事后审查，对电影、电视剧等实行事前审查。这些做法自然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产生一定影响。

虽然官方一直表示“学术研究无禁区”，③但由于体制原因，那些内容敏感的研究项目，要么难以获得经费资助，要么无法接触第一手资料，而且研究成果也难以在国内公开发表和出版。换言之，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无法逃避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规训。

新媒体崛起后，有学者指出，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加强对互联网“有害、非法”信息的控制。④政府不仅全面控制与互联网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还通过专门法规，使有关部门可以直接介入对网络准入的控制和网络内容的管制。⑤尽管如此，与传统媒体相比，政府对新媒体监管和限制的力度，总体上相对温和且更有弹性。例如，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无法在国内发表，却可以将电子版上传至一些网站，供人阅读和下载。可见，在现行体制下，新媒体至少在知识的传播环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借助各种新媒体运用，一度断裂的知识再生产链条得到部分修复。

二

回顾《开放时代》最近五年发表的论文，我们看到，新媒体为知识界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和鲜活生动的个案，在集体性抗争、同性恋、微博事件等领域尤为明显。

根据新媒体在相关研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这些论文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作者通过新媒体接触调查对象、收集资料、开展问卷调查、进行访谈，进而挖掘新媒体与线下行动及其他传播平台的互动关系。《开放时代》发表的相关论文以此类居多。

第二类是完全基于虚拟社区的文本分析。迄今为止，此类文章在《开放时代》只发表过一篇，即刘亚的《“二奶”阿珍：一个在虚拟世界中建构主体的故事》⑥。作者给调查对象（阿珍）发过电子邮件，试图建立联系以便做进一步深度调查，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接触不到本人，作者完全依据论坛、博客等虚拟社区的文本（主帖 / 跟帖、博文 / 评论）展开研究，由此凸显出网络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的明显差异。

第三类是新媒体本身成为研究对象。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共同举办“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2011―2012）”工作坊，梳理和分析2011年至2012年微博上的十大热点个案。《开放时代》从中选取三篇文章（详见下文），在2012年第5期刊出“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专题，希望藉此推动中国的新媒体研究。

三

如果换一个角度，对相关论文的主题进行归类，便会发现它们都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热点所在。知识界精英敏锐地进入这些领域，经过细致的田野调查，撰文揭示其中蕴含的关乎中国未来走向的深层问题，与《开放时代》“以学术关怀社会”的办刊理念十分契合。同时，由于这些问题往往带有非主流、边缘化色彩，兼具一定政治意涵，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挤压下，研究者仅依靠传统媒体无法获取充足的第一手资料，势必影响研究的力度与深度，因此，新媒体是从事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一）集体性抗争

集体性抗争，又称群体性突发事件、集体行动、集体抗议。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2000年至2002年、2005年前后这三个时间段的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分析，刘能指出，主流参与者经历了从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等传统精英到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再到保卫居住环境和土地房屋产权的地方性居民的演变；后者构成了建立在地域认同感和共享利益基础上的行动共同体，即地域共同体。由于基层和地方政府卷入集体行动的利益争斗之中，集体行动场景日益演变为标准的“对抗性政治”。⑦政府既是利益相关方又是社会控制者，在相关场景中必然对传统媒体实施严格管制，导致新媒体成为民意表达、公共议题建构、行动策划和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1. 新生代农民工抗争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新型身份共同体，主要指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⑧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公开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标志着该群体开始引起高层领导人的重视。

汪建华和孟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化过程与其父辈迥异，他们整体上拥有更少的务农经历和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尤其是手机上网的实现，扩展了他们的信息、视野和社会交往范围。在消费方式、信息技术使用能力、社会关系网络、身份认同和发展期望等方面，他们呈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社会特征。⑨

2011年初，汪建华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三个工厂的罢工事件进行了调查，三厂均为日本某汽车公司的关联企业，罢工时间都在6天以上。汪建华观察到，互联网的互动性和多信息来源的特质使其在突破国家的审查和封锁方面有更大潜力，相对于手机而言，工人用QQ群等进行沟通协调也更为便捷。他们利用互联网将已有的同学、车间同事、老乡等关系编织在一个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更为有机的网络中，并与手机短信和面对面的互动互相补充。互联网上丰富的信息催生出工人新的诉求并提升其参与意愿，抗争信息的向外传播又刺激并影响着更广泛的抗争行动。⑩

2. 环境抗争

根据刘能的分析，环境抗争的特点是，来自地域共同体的民众为了更安全的居住环境而集体性地动员起来，投入到高风险的抗争活动之中；地方政府对此类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应急处理，往往牵涉到合法暴力（警察、武警）的动用，后者往往又造成流血冲突和生命损失。环境抗争的参与者是居住于某个地理单位内的人群联合体，村庄 / 集市圈、乡镇 / 农场、县域、河湖流域和都市圈等，都是典型的地域共同体所依附的地理单位。11

2007年6月，福建省厦门市的部分市民通过集体“散步”表达对厦门PX（对二甲苯）项目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系列博弈，当年12月，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将厦门PX项目迁往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半岛。12周葆华采取抽样调查方法考察厦门PX事件中公众参与的基本状况、群体特征，以及媒体接触、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之间的关系趋向。结果显示，以论坛、博客和QQ群为载体的网络动员，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受调查的网民中近一半（49.1％）通过网络上的各种渠道参与了PX事件，使得市民总体参与比例达到33.6％，说明互联网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参与的形态，成为针对政府决策发声的重要表达空间，并在厦门这种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城市中压倒了其他体制型参与途径。13

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环境抗争中的另一个热点。陈晓运和段然认为，女性的积极参与是环境抗争的显著特征之一。他们勾勒出华南某市的一幅抗争图景，分析了论坛、QQ群等网络空间的交流对女性产生的作用：一方面是提升她们相互学习的能力，包括前期对事件进程的关注，后期开展社区环保分类行动等等，拓展女性的行动空间以及抗争过程中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她们提供从家庭、邻里等较为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出来并结识更多家庭之外群体的机会。抗争中的女性从家庭冲向抗争“一线”反对焚烧，再回归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包括虚拟社区在内的社区平台。14

曾繁旭、黄广生和刘黎明选取2009年广州市番禺区的反对垃圾焚烧厂个案，展现了一个松散的运动企业家群体透过对互联网的创造性运用进行“虚拟组织”的过程，即借助论坛、QQ群以及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实现抗争内部一定程度的协商、决策和框架建构过程的民主化，并动员线下的抗争行动。他们指出，抗争者面临被镇压和瓦解的风险，长期的维稳策略使得抗争的组织化基础非常薄弱。虚拟组织的出现是运动企业家在抗争过程中面临高风险、弱组织化的困境，对互联网技术的创造性和策略性运用。15

（二）同性恋

同性恋曾长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在公共话语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1997年全国人大修订《刑法》，废除流氓罪和鸡奸罪之后，成年同性之间基于双方自愿的无买卖关系的私下性行为已经“非罪化”。不过，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对同性恋群体及其交往方式的研究至今仍然偏少，除了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相应的社会调查起步较晚也是重要原因。2010年5月至8月，景军、孙晓舒、周沛峰及其研究小组在长沙、重庆、南京完成了一项男同性恋交友研究的问卷抽样调查。他们采用“受访者推动抽样方法”，其特点是适用于“隐藏人口”，即规模较小且不愿暴露身份的人群。调查结果显示，由熟人关系或偶遇发展为同性恋朋友关系的情况越来越少，近年来男同性恋者的交友格局更倾向通过互联网主动寻找陌生人。除了法律上的非罪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互联网的家庭化以及技术的简易化促进了同性恋网站、QQ群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比如专门为同性恋服务的“潇湘情缘”网站，2006年8月成立时只能容纳145人聊天，到了2012年，仅在该网站登记的QQ群就有83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