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雁：“文化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期，由经济改革必然带来的“文化转向”为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创新的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发展的方式比发展本身更重要。改革需要建构一种发展的土壤，而这个土壤就是一种具有核心价值认同的社会文化整合机制。从深化改革的视角我们可以认识到“文化治理模式”建构的时代价值；从全球竞争视角可以看出本土化核心价值建构的理论意义；从文化认同感和“集体良知”建构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治理模式”承担着群体社会价值重塑、文化权威重塑和现代人伦理重塑，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具有民族共同价值内核的重任。

【关 键 词】文化治理/核心价值/文化自觉/集体良知

“文化治理模式”创新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动力①。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谋求一种“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利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领域的力量”②。面对全球化的新挑战，特别是以“混杂化”③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对地方性文化的“碎片化”冲击，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必须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重构的意义上进行“文化治理模式”创新，这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现阶段可思考的问题有三个面向：(1)从社会角度出发，建立核心文化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及“文化的合法性”④；(2)从本土化的角度出发，建立传统“文化根柢”与现代市民精神结合的文化治理“逻辑自洽”；(3)从群体与个体的自为角度出发，建立集体认同的社会文化发展动力机制。通过文化治理模式创新，培育深化改革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土壤。在全球竞争中确立国家本位化的文化核心价值，创造本位化的国家文化全球价值链的“生态位”是发达国家顶层设计的核心战略导向。在当代中国特有的由经济变革引发文化变革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背景下，“文化治理模式”建构与创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塑造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话语权，同时，也是在创造深化改革的“文化治理场域”。

一、深化改革视角：“文化治理模式”的范畴与社会属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策略之一是启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总布局，即在强调“改革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突出协调性与协同性”，而“文化治理模式”创新在其中起着结构性整合的关键作用。

“文化治理模式”创新成功与否决定着总体改革的成败。纵观世界各国的治理模式，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文化治理”模式的转型，特别是欧美，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明确提出了文化治理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文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主体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时出现的“社会转向”与“文化转向”，而其中的“文化转向”是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必然选择。当生产服务型经济体系替代工业经济体系而成为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时候；当网络经济与智慧产业替代传统工业而主导现代生活的时候；当全球一体化使所有的国家都被置于一种“克里奥尔化”⑤文化背景下，而本土文化受到冲击的时候；当社会阶级转型――白领阶层、创意阶层的数量超过蓝领阶层而形成典型的中产阶级的时候，“文化治理模式”被推到历史前台。不言而喻，以民族文化核心价值取向为主轴的现代化“文化治理模式”，就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建构“世界文化身份识别”的一种理论实践创新与行动逻辑，也是国家“柔性管理”、客户服务型管理的现代性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多梯度社会结构类型”而存在的⑥，所以中国需要建构一种有本土化意义的“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体系。

“文化治理模式”是福柯早期提出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和托尼•本尼特提出的治理理论的整合，强调从“文化治理”的工具理性转向社会整合治理的法理理性和人文美学价值理性，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领域的治理到社会整体治理机制与模式的后现代建构。

传统治理模式强调的“治理性”是指以制度设置、权力调整和国家行政管理为核心的国家行政管理⑦，在工业化进程中这种理论本身形成了有价值的系统理论体系。“文化治理模式”就是吸纳了传统“治理性”的内核――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管理关系，这种关系是“使个体受最高的权力控制的一套复杂的行为方式”。⑧在此基础上，“文化治理模式”提出文化价值取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即从管理“控制的技术”到被管理的社会成员的“自我的技术”⑨及伦理认知控制的一种理论认知创新。从外在治理性对个体行为的引导，转向个体内在的“自我治理”，唤起个体个性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进而形成自我规范的“文化范式”。传统“治理性”是“文化治理模式”的雏形也是核心要素。面临全球化的社会文化整合与冲击，特别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或地方文化的替代性冲击，国家管理必须上升到以“文化认同”和“核心价值建构”认同为内核的“文化治理模式”层面上来，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从一般意义上的被治理，转向为文化自觉意义上的主体自觉参与治理，在人人是治理对象的同时，人人又是治理的主体参与者，是一种“善”的循环。亦如有学者所论：“即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⑩

本尼特将福柯的政府治理内涵扩展到了文化治理领域，把文化治理视为政府治理过程和主体意识的市民化构成。(11)我们强调的“文化治理模式”是依据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生态位”的意义上提出的。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2)显然，依据泰勒所证言的文化整体性内涵：社会是结构化的文化要素的存在，“社会类型”在本质上也是“文化类型”，社会是表征为一种“文化系统”而存在的。毋庸置疑，我们必须针对作为“文化类型”、“文化系统”存在的社会形态从文化的角度加以治理。文化治理也必须在文化整合的意义上，使公民文化自觉与行为自觉成为某种“治理性”的结果。事实上，人类的历史过程也是个体内在的知识、规范、信仰、价值、风俗等要素结构完善的过程，――简要地说，是文化形成了社会结构，而不是社会结构形成了规范、信仰、价值、风俗等文化形态。是文化在“结构与解构”(13)进化中演化形成了“文化复合体”，结果表现为某种“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通过文化机构的运转，特定的知识和技术分类、整理、展览和分配文化资源和其他文化实践材料，转换和组织成作用于社会的个体的行为方式。”(14)

进一步理解福柯和本尼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再认识：社会作为一种文化有机体，必须置于文化治理的视域之下。(15)文化治理与政治、经济是无法分割的，任何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化“情境”(milieu)，需要一个文化土壤和文化治理场域，它不是排他性地取代政治权力、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而是重新找到一个能够表现为“现代性共容”的“中轴”理论，形成权力和市场的合理性关系。

必须强调的是，区别于其他治理模式的是：“文化治理模式”是从文化认同的意义上来直接表达社会运行模式和行动逻辑的。“文化治理放弃了建构一个文化上层框架的要求，转而强调不同文化的特殊情境，以及文化的内在动能与多样形式等等有助于治理运作的基本条件。”(16)文化治理不仅仅是提升经济影响力，而是在创造深化改革的“治理运作的基本条件”，更主要的还是使一个社会整体实现现代性的建构过程，覆盖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社会整体公平、市民社会福祉、充分合理就业、多元选择机会、公共服务合理均等化、公民个体文化自觉行动的日常规范礼仪、文化教育公平化等多领域，兼具社会各要素的整合功能及现代化进程的强可持续发展方式，具有多样辐射的强大可能性与潜力。目前中国正处于多重矛盾并发的改革深水期，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以“文化治理模式”创新作为关键环节实施突破有其针对性和必然性。

“文化治理模式”创新在本质上是将发展的动力从单纯的经济因素转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多重要素共存的动力形态。在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逻辑当中，“文化治理”可以实现全民动员、全民影响、全面认同、全面参与改革的格局，让改革不仅仅在客观后果上成为惠及民众、惠及社会的顶层设计工程，更能够在谋划、实现、落实过程当中，真正实现对民智、民思、民意的集聚，这也是“文化治理模式”区别于其他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

二、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冲突视角：“文化治理模式”的“逻辑自洽”

“‘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全球化的力量得以削弱社会的以及地理场所的意义。”(17)在全球化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是“谁掌握了全球化话语权”，而这个全球化的话语权往往被理解为是“全球主义的推动者”(18)。早在20世纪中期就有西方学者指出：“由于偶然的历史缘故，西方文明影响的广泛性已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迄今所知的地方性团体，它使自己成为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标准。”(19)不得不承认，在人类文化的进化中，某些文化类型消亡的事实是存在的。所以，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一方面主动参与全球化竞争以寻求发展空间，一方面又担心本国文化被外来文化冲击、同化和替代。奈斯比特说：“越是全球化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我们就越是做着符合人性的事情；我们越是承认我们的特性……越想紧紧抓住我们的根和文化。”(20)全球的政治、经济的竞争结果证明，“文化向来是强者的武器!”(21)在当前世界范围的“新文化产业分工”和竞争中，其主题已经转化为“全球文化变革”的意义，本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正在趋于单一化，美国文化的传播就被认为是“长久以来人们为实现全球统一而做出的一连串努力的最近的一次行动”(22)。而这一切是如此地不可被避免，因为这恰恰是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性后果。关键是，“全球化隐含的假定就是某种主导文化――假定是西方文化或美国文化――将征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成现实。”(23)我们不得不这样说：在全球话语权的竞争中，国家与民族文化全球性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迫在眉睫。一个国家必须建构独有文化核心价值为主体的“文化治理模式”才能真正应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上一轮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层面。但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却衍生了许多显性或是隐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特别是文化认同与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问题，在日渐拉大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体系内，文化被弱化，造成多类型亚文化渗透和扩张。与其说是我们的改革和体制出了问题，不如说是在文化发展模式建构上出了问题：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文化堕距”(Culture Lag)和“社会堕距”(Society Lag)。

在当前所有的问题当中，文化发展滞后所隐藏的矛盾最不显性，但却最深刻。当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地区、阶层、群体乃至个人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分化程度大大加深，各种文化价值冲突与矛盾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多种多样，形成广泛的“文化认同危机”，这也是所有现代化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丹尼尔•贝尔的“中轴原理”强调在后工业时代，系统理论、技术模型、文化价值和新的生产型服务经济成为社会的发展“中轴”动力(24)，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都需要服从各自的“轴心原则”。对于这些矛盾可能出现的普遍性，贝尔是这样论述的：“资本主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