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

作者:发布日期:2016-02-20

「傅道彬:《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正文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的学术感想。学术重在交流,教学相长,我常常在和同学的对话交谈中,获得许多启示。

我是蛟河人,吉林是我的老家。吉林大学是一个重点院校,学术气氛一直很浓,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就是我们公木先生作的,还有《英雄儿女》:“烽烟滚滚唱英雄”,也是公木先生作的。它们是浸润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歌,在文学上影响很大。吉林大学的学生又特别优秀,我比较喜欢的两个评论家,王小妮和季红真,也都是吉林大学毕业的。所以我对吉大是抱有深深的敬意的。

同学们现在可以接触到挺多学术论文,可能觉得它们写的很闷涩。其实,学术文章也是文章,不把它当文章做,也是一种失败。现在我们的文学之所以搞得有点公式化,死板僵硬,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会写文章。把文章分成四大段:第一段谈思想性,第二段谈艺术性,第三段讲语言特点,第四段就是结构。文学的那种新鲜、活泼、灵动,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已经越来越少了。例如一首《春江花月夜》,我们没读评论文章时觉得挺好,读了反而觉得索然无味。相反地,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以诗对诗,用诗的眼睛去看诗;又如王小妮和季红真的文章,那种带有诗意的语言风格,才是把握住了文学的底蕴。

所以我今天汇报的题目就与这种学术缺乏文学性的现实情况有关。我要说的是“《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

要给中国文化下一个定义,是很不聪明的。其实对任何一个东西下定义、给概念,都是费力而不讨好的。可能大家看过我与别人合作的一本书《文学是什么》。如何对文学做概念式的解释呢?书一开头我就说“什么是文学?其实,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像回答什么是人、什么是哲学、什么是艺术等问题一样,是个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即使再追问一千次,还会有一千零一种答案。”所以在书里,我故意避开了正面回答,我借别人的说法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文学是一面镜子还是一束灯光?文学是语言艺术吗?是美的还是真的?是闲暇的游戏还是布道的牧师?我只是提供了提出问题的各种不同的角度,而答案要大家自己去寻找。结果,前些天有人跟我争论,他说,如果概念不明白,那么怎么面对文学。我说,其实很多概念都不明白,比如说人是什么,“人”这个概念很多人不懂,我也不太懂,但我们都不是人吗?我们就不做人了吗?

所以,讲中国文化诗性品格这个东西,就像给文学下定义一样,也很可能是危险的,费力而不讨好的。但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从中西文化的区别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用“诗性”这个词来定义中国文化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这本书里,谈到了“原始智慧”。他说:“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那时,一切都是诗性的:诗性的政治学、经济学、诗性的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与现代人不同,古人的智慧所凭借的是一种单纯的灵感;而我们是很冷静很理性的。比如对月亮的看法,我们认为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是一块没有生命的大石头;而古人却看到了嫦娥、吴刚、桂花树,甚至还有酒。这种种曼妙的东西在我们这里都没有了,因为它们是古人凭借感官的智慧、诗性的智慧才感觉到的。

实际上,这种诗性的原始智慧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相当鲜明。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周易》这部书。

大家现在读《周易》,很容易认为它是散体的,其实,周易是诗体的。宋代的陈,在《文则》中说:“易文似诗”,其实不是易文“似”诗,应该是易文“是”诗。

我们看《坤》卦的爻辞:“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很显然,从形式上看,这是散体的而不是诗体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段爻辞中取出它的骨干部分,可能就会出现另一种结果。首先,李镜池先生曾经说,爻位是西汉以后人安上去的。我们看《左传》和《国语》引用爻辞的时候从来不引爻位,所以我们可以先把爻位排除。接下来,还有一种文字,是解释性的语言,叫做断占之辞,也可以排除。例如“坚冰至”就是解释“履霜”的。把爻位和断占之词排除以后,《坤》卦的爻辞就变为:“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黄裳。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形式整齐、韵律铿锵的上古歌谣。形式正是诗体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段爻辞所写的内容和它蕴涵的情感。《坤》卦是写什么的呢?是写大地,并且是最有特色的秋天时候的大地。“履霜”,初秋到来,人们走在霜天辽阔的大地上。“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有很多人点成“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如果知道《周易》原本是韵文,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古人有天圆地方的思想,方即指大地。“直方”就是形容下满霜的大地一望无际、坦荡无垠的样子。“含章”指文采,即秋天的大地五色错杂、含章纳采,东北人把秋天的山岭叫五花山,也是含章的意思。“括囊”,倒过来说就是囊括,扎紧布袋口,是丰收了把果实收入囊中。“黄裳”,就是人们穿着黄色的衣服。最后是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古人龙蛇不分,《韩非子》引《慎子》:“飞龙乘天,腾蛇游雾”,根据上下文的互训,飞龙就是指腾蛇。这两句是说,两条蛇奈何不了初来的秋寒,互相盘绕在一起,咬得鲜血淋漓的样子。其实它们是在增加热量,相当于开运动会。

大家看,这一段爻辞是诗意地写下来的。从“履霜”开始,有顺序有节奏地描绘了秋天大地的景色,并且在全面描画的基础上,又以一个“龙战于野”的细节描写作为点睛之笔。其实,这正是中国诗歌“心物相感”、“感物兴怀”的传统,让读者从具体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中获得启示。这种启示是感性的、诗性的,是一种原始智慧的启示。

孔子说《周易》中乾坤两卦最重要。《系辞》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下面就看《乾》卦。我们常用“六龙”来概括乾。“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关键是龙这一意象,有人说是图腾。其实《乾》卦描写的是天空,龙是天空中的苍龙七星。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但是原始人类对天文的了解,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生存。我们现在的时间坐标完全可以脱离天空大地,古人不行,他们就是跟日月星辰、春秋四季生活在一起的。也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环境造就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举个例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记载,有一次孔子出门,让弟子带上雨具,后来果然下雨了。原来是前一天晚上,孔子看到“月离于毕”的天象,古人把毕星看做是雨神,所以孔子预知第二天将会下雨。古人是把自己全部的日常生活与整个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乾》卦就是用苍龙七星这一具体天文现象来解释人事的。闻一多先生曾经做过考证,还有一个美国人夏含夷,也认为这是指苍龙七星。大家知道有二十八星宿,分成朱雀、玄武、苍龙、白虎,而苍龙七星是最重要的。我们看这一卦:中原冬季,天空中还看不到苍龙七星,所以说“潜龙勿用”。到二月二时,苍龙七星露出头来,所以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三四月的时候,苍龙七星跳出地平线,也就是“或跃在渊”。直到五六月份左右,我们终于看到一条美丽的苍龙七星横亘在夏空的最高处,这就是“飞龙在天”了。物极则反,飞龙在天之后,七八月间必然就要转折跌落了,即“亢龙有悔”。《乾》卦实际上就是写苍龙七星在天空的出没循环。而人们也就是从这样的天文星象中,获得诗意的智慧启示。它实际上是象征着人事的兴衰交替、枯荣循环,描写龙的用舍行藏,是为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的,提醒和告诫人们什么时候要收敛自己的光芒,守住本分,虚怀以待;什么时候应该抓住机会,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什么时候又应该及时收手,功成身退。与《坤》卦一样,《乾》卦也是通过描写一个具体的自然事物来给人一种感性的启示,以诗的形式阐述抽象的哲学问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诗性智慧。

再看第三卦:《屯》卦。在小篆里,屯下面加一个日就是春,屯就是春的本字。屯义为初生的草木。《象》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说的是幼苗拱破泥土的一刹那。所以《屯》卦应该是描写春天的。我们吉大的于省吾教授在其《甲骨文字诂林》里,就把屯字训成了春天的春字。《屯》卦紧接乾坤,义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春天正是万物生长的时候。接下来看爻辞,没有直接写春天,而是写了一个婚礼:“匪寇,婚遘。”这是为什么呢?这与古人的一种思维观念有关。法国人列维布留尔,在其著作《原始思维》中提出了“互渗律”这个概念,英国人弗雷泽的《金枝》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交感巫术”。而在中国古代,例如《周礼》中所记官职的设置,就是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四时而设。这就是古人顺天应时的观念,他们认为,春天是一个生长的季节,万物生长遵循利生的原则,而爱恋与婚姻正是最大的利生形式,所以在写春天的《屯》卦中就描写了一个盛大的春婚仪式。

通过对《周易》开篇三卦的简单勾勒,我们发现,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居然是用诗体写成的,充满了诗性的智慧。在中国,艺术与哲学是同源的,这与古希腊的情况恰恰相反。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把诗人驱逐在外的。在他那里,哲学与诗是一对矛盾,在中国恰恰是同源的融合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的诗性智慧,诗性品格。

“易文是诗”,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同人》卦:“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宗,吝。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乘其墉,弗克攻,吉。同人先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同人于郊,无悔。”这写的是一个战争的场面。战前,聚集众人,在宗庙前祭祀。然后军队埋伏在密林草莽之中,占据制高点,但三年不敢兴兵打仗。后来登上敌人的城楼,却没有将城攻破。于是众人先号哭后欢笑,这是大军及时增援取胜与众人会合。再如《渐》卦:“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这个鸿渐就是方鸿渐那两个字,有人考证,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就是从《渐》卦来的:刚开始船靠岸,登陆,后来又到了风雨如磐的上海,又跑到内陆等等。这种结构就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周易》的这种诗性的思维和智慧是深人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观念。

那么《周易》的核心是什么?是“象”。说破了象也就说破了《周易》。《系辞》说:“《易》者,象也”。《左传》里说到《周易》时不是说看《周易》,而是观《易象》,足见“象”在《周易》中的重要意义。例如,坤下离上,是为《晋》卦。《坤》指大地,《离》指太阳,太阳在大地之上,是为晋升。如果颠倒过来,太阳落山了,就是《明夷》。这就是取象。那么《周易》为什么要立象呢?“立象以尽意”。欧美人是如何“尽意”的呢?他们通过语言,通过逻辑论证,力图穷尽某些东西。但中国人却认为言不尽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这个东西是不可言说的,最神圣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庄子•天道篇》记载了一段齐桓公与轮扁的对话。轮扁斫轮,看见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就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齐桓公很生气说:“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说,以我斫轮这件事来说,是有一定的道数和技巧在里面的。但这道数和技巧是“得之于手应之于心,而口不能言”。我不能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受之于我。同样道理,古代圣贤和他们的思想也是不能用语言传递后世的,那么您所读的书不就是糟粕吗。既然语言是不可尽意的,于是《周易》就“立象”以尽意。这个“象”,与逻辑的理性的语言相比,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象是象征的,诗性的,艺术的,它通过诗性的形象和感发的力量来揭示意义,来启示人生,予人以思想和智慧。你站在夜幕中,仰望星空,夜风吹起你的长发,听到大河东去的声音,这时就有万千感慨涌上心头。但你怎么把这些感慨表达出来呢?你说,啊,天地真是无穷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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