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小资产阶级――压抑、膨胀和分裂

作者:南帆发布日期:2015-01-29

「南帆:小资产阶级――压抑、膨胀和分裂」正文


    “小资产阶级”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概念,通常溯源于社会学领域。然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这个概念悍然闯入文学王国,成为描述文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小资产阶级”可能表示一种不屑的贬抑,可能形容一种风格或者趣味,可能是一种身份或者身价的证明,也可能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政治烙印。相当长的一段文学史之中,“小资产阶级意识”或者“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一大批作家无法摆脱的魔咒。当然,当初没有多少人可能料到,这个概念竟然在数十年之后摇身一变,脱胎换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小资文化”已经被用于形容一个由优雅、格调、品味、精致集合而成的浪漫空间。
    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言论,从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五六十年代此起彼伏的文学论争,“小资产阶级”始终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人们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分析通常伴有程度不同的贬抑、讥刺和挖苦。十八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断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决战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这个意义上,小资产阶级仅仅是两大阵营中间灰色的过渡地带。小资产阶级时刻处于分化瓦解的状态:要么战战兢兢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尾巴,要么被抛到了贫困的无产阶级队伍之中。毛泽东的分析显然承袭了这种历史视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详细地将小资产阶级置于地主、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序列之中,并且解析为左、中、右三个部分,进而分别考察经济地位的差异如何转换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投身革命洪流的不同姿态。(1)根据这些考察,小资产阶级软弱的文化性格例如,患得患失,摇摆不定很大程度地源于暧昧不定的阶级身份。虽然毛泽东阐述了小资产阶级的多种社会来源,但是,从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这种文化性格逐渐凝聚到知识分子的形象之上。
    然而,如果仅仅将小资产阶级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犹犹豫豫的骑墙派,人们可能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历史事实。数十年的时间里,小资产阶级遭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抨击和驱逐,然而,成效并不乐观。小资产阶级仿佛是一只匍伏在丛林之中的巨兽,只要防范稍为松懈,它就会一跃而出,放肆地扰乱革命文学的秩序。九十年代之后“小资文化”的迅速复活似乎就是一个证明:旷日持久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重创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奇怪问题:小资产阶级为什么隐藏了如此巨大的美学能量和吸附力,以至于反复纠缠,屡禁不绝?许多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可能对小资产阶级产生奇异而隐秘的好感。相对于无足轻重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似乎占据了一个文化的中心位置。如果说资产阶级陷于物质再生产的循环而分身乏术,那么,小资产阶级似乎赢得了更多的文化自由。除了忧虑时政、恐惧革命的不安和惊惧,小资产阶级意识还同时包含了许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所无法解释的内容。阶级地位与文化之间的不对称表明,后者是一种奇特的话语小资产阶级话语。
    小资产阶级话语具有某种特殊的气味。无论是遭人厌恶还是惹人怜爱,这种特殊气味均是首要原因。有趣的是,虽然人们对于小资产阶级话语如此熟悉,这种特殊气味的清晰表述始终阙如。如果说太小的社会学框架容纳不下小资产阶级话语的许多特征,那么,文学为之提供了充分的展示场域。从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到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韦护》,从庐隐的《海滨故人》到郁达夫的《沉沦》,从茅盾的《蚀》三部曲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蓬勃生长的小资产阶级话语盘踞了相当大一部分文学史空间。因此,描述和解释小资产阶级话语特征,文学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例证。考虑到论述的简约和富有效率,我愿意集中谈论一部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不久之后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2)诸多批评家和作家往返辩难的言辞之中,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症状陆续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多愁善感,抑郁寡欢,温情主义,动不动就伤感,在回忆之中打发日子。这显然是一种多情而纤弱的性格。一旦与坚硬的社会现实相撞,《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的典型表现不是哭哭啼啼就是企图投海自杀;第二,恋爱至上,缠绵悱恻,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浪漫式幻想。爱情生活的不如意而不是自觉的阶级反抗是林道静冲出家庭罗网的首要原因。她很快就和余永泽同居,并且先后三次爱上了不同的男人。由于追求个人幸福,恋爱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念念不忘的主题,“革命加恋爱”常常是他们遵从的著名生活公式;第三,刻意讲究所谓的生活情调,例如林道静兴致勃勃地徜徉在海边欣赏风景,漫步于沙滩拣贝壳,这种悠哉游哉的习性显然来自寄生阶级的家庭;第四,习惯于从书本之中尤其是文艺书籍寻求慰藉,林道静阅读的是高尔基,并且从余永泽那里听到了《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红楼梦》、杜甫和鲁迅,等等。通常,引导他们投身于革命的常常是书本知识而不是生活实践;第五,个人主义思想,热衷于一时的狂热和自我表现。林道静擅自冒险贴标语,散发传单,无疑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与谨小慎微和懦弱的性格相反,小资产阶级身上同时还存在极端激进的一面。个人主义思想时常损害了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列宁曾经斥之为“小资产阶级幻想和空想”以及“幼稚的狂热性”。(3)
    当然,五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强大火力网之下,小资产阶级话语仅仅是一个被压抑的话语。《青春之歌》这个文学标本之中,小资产阶级话语特征只能有初步的、羞怯的表露。直至进入九十年代的文化气候,各种压抑开始解除文学之中诸多小资产阶级话语特征终于迅速地发育成熟,膨胀为一个盛大的景象。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史上,bourgeoisie、petty bourgeoisie 和middle class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纠缠,由日语转译为汉语进一步增添了交错的层次;许多时候,“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可以互相指代。(4)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在 bourgeois(资产者、资产阶级分子)的条目之下解释说:bourgeois的定义是由法律范畴界定的:“这个词的基本定义是: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市民’(citizen)。”这表明了“布尔乔亚”这个词与中产阶级生活的渊源关系。通常,bourgeois也指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社会,这是插入贵族和下层大众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雷蒙•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定义是根据bourgeois这个词的早期用法而来的范围涵盖了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及与日俱增的中产阶级(由商人、企业家及雇主所组成)。”有趣的是,雷蒙•威廉斯在同一个条目里有一个小小的补充:“贵族对the bourgeois(资产阶级)的平庸表示轻蔑。尤其在18世纪时,这种轻蔑的态度在哲学家及学术界人士身上表露无遗。他们看不起这种‘中产’阶级的狭隘(即使是稳定)生活及浅薄见识。”(5)

以上的考证再度证实了一种由来已久的感觉:尽管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涵义时常重叠,但是,二个术语聚焦的层面并不一致。中产阶级意味的是稳定、可靠、拘谨、克制的安全生活。由于竭力保护已有的社会地位,他们尽量避免任何冒险,阉割种种不合时宜的冲动,并且以一种严肃刻板的姿态对待文化。中产阶级亦步亦趋地模仿资产阶级,同时又不可能具有后者那种趾高气扬的威风。中产阶级身上平庸中等的美学趣味显然是他们古板生活方式的写照。如果用马尔库塞的话形容他们的干枯性格,那么,这就是那些“单向度的人”;相对地说,小资产阶级的称谓背后更多地暴露出激进的文化成份。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文化部落。这一批人的确常常大幅度地左右摇摆,而这种状况进一步增添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复杂和丰富,以至于他们有时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惊世骇俗之举。正如《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两张面孔》一文所说的那样:小资产阶级生活的第一张面孔充满了庸俗而志得意满的幸福表情,另一方面,“这些不断被规训的人还被要求去成为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一些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因此反叛的神话便成为了小资产阶级需要不断追逐的另一种神话。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小资产阶级都是反叛神话最热烈的制造者和拥趸”。(6)总而言之,“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同一批人分裂出来的两个形象。当人们用“小资产阶级”这个术语代替“中产阶级”来谈论同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们身上种种“超越”社会地位的文化表演得到了更多的考虑。通常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保守、刻板、循规蹈矩;小资产阶级浪漫、狂热、波西米亚。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时候,中产阶级倾向于右翼,小资产阶级明显左倾。

如果说,经济利益通常被视为阶级划分的基础,那么,从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到斯图尔特•霍尔,这一批英国理论家转而考察了阶级背后的文化渊源。例如,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力图从许多日常的经历之中找到工人阶级形成的线索。汤普森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在他看来,文化对于工人日常经历的处理逐渐构成阶级觉悟,这一切具体呈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这些文化观念之中。(7)一个更大范围内,传统习惯、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本身就在连续地生产不同的社会阶级。正如布迪厄的“区隔”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样,当今社会阶级共同体的形成源于各种特殊的文化趣味,这些共同体之间的界限已经不是由经济资本的多寡简单地决定的了。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例如,良好的教育即是一种文化资本的投入。当然,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秘密的兑换率,二者在多数时候是成正比的。强大的经济资本可以轻易地造就文化资本,家庭背景通常对于受教育的程度产生关键的影响。这个意义上,经济最终决定文化仍然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权力关系和阶级地位仍然相当程度地充当导演。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的自主性、文化分割社会空间的能力空前地加大。许多时候,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闭合的轨迹:特定的文化资本训练出某种文化趣味,相异的文化趣味制造种种区隔。文化趣味不仅主宰人们评判艺术品,而且全面介入日常生活介入服装款式、室内装修或者体育运动形式。某些时候,文化趣味的差异不仅会造成紧张的符号冲突,甚至延续至政治分歧。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从家庭出身、教育水平到文化趣味的考核时常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模式。相对于粗俗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相对于充满泥土气息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最为显眼的首要特征往往是文化。

描述文化对于小资产阶级形成的意义,大众传媒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场域。良好的教育和相近的文化趣味将在大众传媒产生同声相应的效果,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在这里发现彼此是同路人。他们自由地出入这个公共领域,并且在某种符号体系之下集合为一个共同体。显然,这是他们的擅长地带。良好的教育传授了强大的符号生产技能,大众传媒制造了一个充分施展的空间。由于大众传媒有效地集聚了文化资本的意义,小资产阶级甚至可以在这里与另一些拥有强大经济资本的集团相互抗衡。否则,人们不可能想象一个仗义执言的记者如何与百万富翁争一短长。古代知识分子无法集合到大众传媒领域,他们犹如散兵游勇,那些无法纳入经典系统的价值观念只能成为一些边缘的、零星的声音。如同许多人论证的那样,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诞生的标志之一。

上一篇 」 ← 「 返回列表 」 → 「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