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破除简化字的两大神话

作者:彭小明发布日期:2013-06-18

「彭小明:破除简化字的两大神话」正文

长期以来关于简化字的宣传制造了两大神话。第一个神话是:"简化字好认易学","简便易写,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效率","有利于扫盲"。

1."简化字易认好记,所以受欢迎"。这是中外持续的百年误区,直到今天的宣传还在重复这类说法。大家也很少问一个为什么,到底有多少科学根据?其实简化字易认好记,是一种错觉,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的理论已经证明,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好记,类似物理学上的自由落体运动,质量(重量)不同的物体下落,不是重者先下,而是轻重同时着地。电脑信息学发现文字处理不是一笔一笔地处理图像,而是整体地处理图像。汉字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同时处理的。认知心理学称之为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识字过程是整体掌握,而不是一笔一画地逐步认识。而且心理学的组块chunk理论认为,笔划的组合一旦结合成固定的组块,不断被熟悉,其中的组成成分的多少就不再发生影响。汉字是由许多固定的边旁组成的。马和在被不断熟悉认知之后,其中的笔划数量实际上对记忆不再发生影响,马和的记忆加工完全一样。矗字24划,鬯字仅8划,因为矗的成分是三个直,属常用偏旁,排列简单,所以反而易学易记。鬯仅八划,不是常用偏旁,却显得陌生。由曲辰组成,两个部分若都认识的话,记住两者的组合就很方便,反而要记住一个虽简化、却不太好归类的"农"字倒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和时间。外文也有不少固定"边旁"pro-, pre-,-ty, -ous, -cal…… 汉字有大量的形声字(偏旁组合),从汉字逐渐定型的汉代开始,形声字就已经占古汉字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现代形声字则占百分之九十。简化字的一大部分成果就是将部分边旁减少笔划,而减少边旁中的笔划对于汉字记忆没有帮助;只有极少数、之类笔划多,又不方便分解成常见边旁的汉字,才是需要简化的。可是这类汉字所占比例很低,常用字更少。简化运动为了少数繁难的汉字,将汉字整体系统加以简化,实在是贪小失大。依据这个简单的chunk原理,简化字总表第三表1754个字(占总表78,4%),以及第一第二表中的偏旁简化字都失去了意义。而且国内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对称性汉字结构 (汉字或边旁)更容易观察和记忆,而简化字偏偏将许多对称结构都简成了非对称结构:车、门、贝、华、东、卖、斗、尔、会、过、……这些"简化"纯属多此一举,甚至是画蛇添足。(无效率将近总表的90%)。

学习简化字并没有节省心力和时间,却白白没有掌握好正体汉字的文化常识。我们的小学学制跟港台一样长(六年制),文史常识普遍并不比海峡对岸更高,或反而偏低。文盲比例一直高于港台,文革结束后1982年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2,3亿,(《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曹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逐年减低后,2006年新华社报道文盲比例重新返升至1,14亿。台湾约在1960年代已经扫除文盲。

2."简化字简便好写,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效率"。这是国内长期的宣传口径。电脑输入汉字的成功令这种说法基本失去了根据。其实,这也是表面现象。简化字不是1949年后的新发明。从许慎的《说文》时代开始,就出现了"行草简字"。无、优、尘、异等等。历史上的名人书简,题词、匾额,有很多都是行草简字,有的"简"得跟现代简化字不太一样,借一句现成的套话,"识繁写简是人民的历史创造"。秦始皇基本统一了汉字,东汉的知识界充分自觉地以蔡邕的隶书为范本实现了规范化,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推动了汉字的规范化,以《干禄字书》划分了各种不同用途的用字情况。朝廷、官衙、科场必须使用规范正体楷书,其他私人交往、书信、题签,可以从俗、从简。毛泽东的手迹里面,包括许多行草简字,而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写于简化七年后的1963 年,根本没有考虑针对青少年使用简化字,而是行书,类似简化,却并不规范。(习字仍是繁体上羽下白)。

历代知识分子都在幼年学习正体字。习字、作文、应试、呈文、著书,都用正体,平日书简往还、诗词酬唱,日记帐册皆用行草简字。翻看旧时梁漱溟、陈独秀、谭延铠等人的信札手迹,都不难证实识繁写简的传统。缺憾是没有统一规范,有的人简化了这些,有的人简化了另一些。台湾文化界静观大陆简化的利弊得失之后,台湾教育部出版了1980年陈立夫主持编辑的《标准行书范本》大致继承了古代文人的这一风范。他们的公文、报刊、教科书一律使用正体,平时书写,使用行书,以范本为标准。这样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古代人民创造的识繁写简方式。

这个范本中有585个字跟大陆的简体字一样,还有金部61个、马部34个、鸟部31个字形跟大陆的简化字十分相近,稍有不同。在书写中,遇到相同的偏旁,还可以类推简化。

中国大陆的简化字在民族书写的总效率上没有提高。因为历史上知识界早就使用了相当多的行草简字,虽不规范划一却也大致约定俗成,例如明,日旁三个弯弯;新,点竖钩右甩下……

可是简化字方案仅仅吸收了其中极小部分,抛弃了很大一部分。一旦推行以后,简化字升格为规范字,那些未被收入的历史常见行草简字就变成了不规范简体字,不准再用。实际上是继承了一部分,禁绝了大部分。而且简化字被规范后,强调正楷,批判知识分子书写行草化、艺术化为不规范,是"故意下决心不让人看懂",文革时代甚至提高到"打击和迫害劳动人民"、"迫害工农子弟"的高度。这些传统的行草简字就受到了限制。本来中国知识界的书写效率不低,简化规范化的结果反而影响了效率。这个效率真相至今没有人大胆地揭示出来。凡是接触过老一代文化人的知识界朋友都不难证实这一历史真相。很多人说简体字古已有之,确实如此。但是不要忘记,历代没有一个执政集团废除过正体汉字。这类行草写法仅局限于民间,从未影响主流文字,朝廷诏诰、官衙文牍、科场应答、庠序课读都坚持正体,民间的诗词、书信、方剂、簿记则可用俗字。科举选拔则从制度上保证了正体汉字的长期延续,所以从未导致文化断层现象,即使外族入主也没有发生青少年不识古代文献和一国两字的问题。民间书写的俗体跟官方主流文献的正体决不能同日而语。所谓"古代早已流行简体"(余秋雨、王立群)的说法完全是混淆视听。正确的说法是"识繁写简古已有之,今日宜当优化恢复!"

3.简化字的其他弊端实在太多了。同音替代是违背汉字表意文字特性的做法。我告诉我的学生,长恨歌里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里边是一个后也没有的。在旧版和港台版的唐诗三百首中,皆作後宫。皇后和太后居住在后宫即正宫,东宫或西宫,而嫔妃们住在後宫。最新现代汉语新词干细胞,应该是细胞。不应理解为干燥的细胞。这类混淆在港台是不可能的。涉及文言和文献的古典文学和学术著作根本不应当用简化字排印、制作卡片,早已成为两岸文史学界的共识。

如果当时简化汉字得到充分的讨论,暂时试点而不全面推广,或许延宕二十年,赶上了电脑输入成功,就不会发生全面简化的民族文化断层了。汉字本来就有少数不易分辨的的形似字,简化字不仅没有减弱已有的形似现象,进一步增大了这一缺陷。如厂广、泸沪、远运、从丛、汇江、仑仓、厉历、义、风凤、归旧、设没、划、处外等等。

4.简化字最大的失败是对于电脑中文处理(汉字现代化)没有任何好处。简繁输入一样快。而汉字编码出现了两岸不同的系统。简化字反而使得汉字文化圈大大增加了占用的国际编码信息空间,而且出现了新的简繁转换错别字,成为中文电脑的麻烦。中文电脑还有另一个麻烦。过去有人说青少年看不懂古书,翻译成简化字出版就好了。真的这么简单吗?大量古籍中的冷僻字,要不要按规范类推简化?不简化不规范,简化则又增加大量简化新字,(超出总表2272总数)于是跟原来减少汉字字数的原则相违背。对于电脑世界来说,中文字库占用空间已经非常巨大,如果继续扩大是非常不经济、不合适的。汉字文化圈本来是基本统一的繁体字,日韩只有少数简化字,然而由于中国大陆的简化运动,使得汉字编码全面集约化数字化更加困难。图书馆检索系统从简化开始到电脑编码不断受到折磨,若不废止简化字,永远无法统合。

两岸人民本来最大的统一基础是汉字,现在一国两字成了两岸人民争吵不休的大问题。海外中文学校在华侨子女教育上没有一家能够统合成功,主要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一国两字。

两千两百多个简化字及其后续的部分简化新字是汉字世界的赘疣,如果废除简化字,识繁写简,汉字信息化的困难将大大减轻。从信息学和认知心理学出发,简化字既不比正体字容易学习,又没有提高民族书写总效率,还有如此的诸多弊端。中国人要这劳什子玩艺干什么?

文化断层

简化字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先秦两汉的文献,篆书和隶书的文本,经过时代的淘洗,凡是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都经古代文人转写成了繁体字(正体字)文本,只有少数出土文物,残编剩简,才是甲骨文、钟鼎文或小篆、隶书。主流文献绝没有断裂。问题是本来中国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一脉相承的文化,近五十年越来越跟古典文化渐行渐远。很多文化人还浑然不觉。因而作家白先勇喟然长叹:百年汉语,内忧外患。

还有一类文化干部(苏培成、孔庆东)宣传说古典文献研究是少数专家的事情,所以繁体字只要少数人学习就可以了。这完全是违背教育原理的胡说。高中物理教学第一第二宇宙速度,火箭推进原理。每年几百万高中生都要做相关的习题,复习应考。难道全国有十万二十万航天飞行员?全国高中生无不学习多元方程组,核裂变原理和化学元素周期表,毕业后真正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应用这些知识都仅占很低的比例。相比繁体字知识在文史阅读、创作、书法、风俗、旅游等多方面生活中应用的比例相对要高得多。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德国这样的社会两头小,中间大。最富裕、最高级阶层的人士比较少,而非常贫困、文化极低的下层人士也很少;最大多数是中等富裕,教育程度比较完整的阶层;社会越进步,这种现象越明显。中国未来也将如此发展。教育越完整,就越重视古典文化的教育。德国的全科高中Gymnasium相当注重拉丁文的教育,就是要让民族的社会中坚,保持对民族文化的延续能力。拉丁文相当于中国的古文。中国的学校继续用简化字教文言文,坚持不教原汁原味的古文,文化的断裂还将进一步恶化。

"文字不断简化是发展规律"(周有光)也是典型的错误理论。文字简化根本不是发展规律。从甲骨文到形声字,基本就是繁化而不是简化的过程。例如形声字(加偏旁造新字):从然到燃,以及现代的氘、烃、铀、 熵,就是繁化产物。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汉字的现代繁化还将延续。外文也不简化。英国英语连美国的color 、labor 这样的小简化都不肯接受,德国近年的文字改革反而将原来复合词中"三个s或三个f 连写时可以简化掉一个"的规定都取消了。很多人都知道,英文跟欧洲主要语言法文、德文、俄文相比是最不"言文一致"的语文。英国人自己称之为"国难"national difficulty。网络词典甚至介绍说英文不是一种拼音文字。英文难写难读,同音词多,拼写规则杂,发音例外多,举世皆知。英语教科书、词典不得不长期使用类似于汉语拼音的"英语拼音",也就是国际音标或韦氏音标等多种音标。英文不简化,却要我们汉字简化。这是语言帝国主义。英文又是国际性最强的语文,几乎所有国家的外交、贸易、航海、航空、体育、刑警等国际职能机构都把英文作为第一工作语文。如果实行一场英文简化运动必将造福所有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领域。可是英国就是不实行。为什么?就是因为文字不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文字不仅表达现时的上下文意义,而且传承着历时的文化信息。当中国人看到有人写出同音错字,例如建议写成了"建意",乾隆读为干隆,当英国人看到有人写know 为now,write为rite,都会觉得此人缺乏文化教养。索绪尔语言学将文字仅仅看作"语言的记录"的说法是错误的,已经遭到德里达等当代欧洲学者的否定(参见台湾学者龚鹏程:鹏程随笔)。斯大林的语言定义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交际工具,忽略了文化载体的功能,遗害无穷。苏中朝越都是重灾区。民族语文承载着民族的文化信息,具有极其强烈的文化特点,汉字尤其是汉语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所以废除汉字的思想不仅在中国遭遇强烈反抗,在日韩(朝)也不能完全实行。因为汉字文化已经深入到这些民族的文化肌体内部,无法彻底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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