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阳 谭颖：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

提要：从人类学视角回顾和评述中国的发展干预及相关研究，可围绕着三条脉络：首先，在最近30年的发展主义展现过程中，国家的发展大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要背景，可以说，在实践的很多场域中难以区分国家与非国家（或社会）的联结点；其次，国际性发展产业的介入和由此催生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干预活动是发展干预研究的另一条重要脉络；第三，在上述两条脉络交错下还凸现出关于发展的人类学理论探索和争论，这条线索可以概括为：从进化式发展到多样现代化，再到后发展。在中国向“发展援助输出国”转变的时刻，重新理解中国的发展干预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涉及到对过去30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特征的重新认识。关于发展干预的人类学讨论应该从对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的“独特性”深入理解开始。

关键词：发展干预；另类现代化；实用主义

*本文是一个集体合作的成果。这个主题首先由陆德泉博士提出，在多次讨论中他对本文内容提出了很多建议，刘源博士也对本文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李耕、田薏群和王晶为本文的初稿准备了材料，李敏、王晓毅和韩俊奎也为本文的初稿提供了意见。三位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作者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改或回应，特此致谢。本文的最初版本曾在第16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云南昆明，2009年7月28－31日）的“对发展干预的人类学反思：当前状况与挑战”论坛上宣读过。

一、导言

从人类学视角回顾和综述中国的发展干预研究，首先是一个“知识生产与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对发展主义及其全面展现的论证、批评和补充。

在此，需要将中国的“发展现象”作两种区分，第一种现象可以称为国家发展运动――这是指以国家为背景的经济发展活动和相应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在1979年以前这种国家发展经常被冠以“运动”的帽子，在此后则统称为“改革”。在这个意义上的主要“运动”和“改革”有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公社化、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工业化等，以及大跃进、工业化、市场化、国有企业改制和林权改革等。第二种现象可以称为“发展干预”，这是指最近30年来，在与国际的援助产业①（aid industry ）[将“发展”和“援助”当作“工业”或“产业”来看待，带有西方知识界讽刺和挖苦这一系统的意味。它表明这项事业一方面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项与其他生产经销任何商品没什么差别的产业。这样的标签还意味着它正遭到普遍怀疑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参见Gardner ＆Lewis ，1996；加德纳、刘易斯，2008）]接轨和互动的基础上开展的一些旨在针对某些群体或问题（如贫困、少数民族、妇女、艾滋病和生态环境等等）的干预活动。

在现实中以上两种现象所涉及的内容经常交织在一起，例如工业化、现代化、生态环境问题等都包含了上述两种现象。但是从学术分析着眼，可以将这两方面进行一些区分，同时将本文的主要任务放在讨论与“发展干预”有关的方面。

但是要对“发展干预”这个问题进行深究，也不得不跳出两个限制前提。首先，不得不跳出人类学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中的更多研究来自人类学之外。其次，不得不跳出学术思考的范围，因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或多或少是与最近30年来（甚至60年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发展大计相关联的，或者说很多研究和对话是围绕着国家―政府的发展大计而进行的。

基于以上考虑，这篇文章将围绕着以下思路来论述。

第一，技术―现代化。在最近30年的发展主义的展现过程中，国家的发展大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要背景。关于这种“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表征性”的或者说“仪式性”的存在。换句话说，虽然“国家”无处不在，但在实践的很多场域中难以区分国家与非国家（或社会）的联结点。当然，在现象上发展干预大计以政府之手或貌似以政府之手推动是明显的事实。

国家―政府主导的发展大计的背景可以用“技术―现代化”这样两个关联的词来表示。也就是说，国家虽然强调发展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前缀下的表象，但实际上是将发展视为一种非政治性、技术性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基本表征是现代化。

这种以现代化为核心表征的发展大计是一个贯穿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特别是从1949年以后）的主要背景和延续运动。例如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基本上是以现代化理论和模式为表征的。在这种表征之下，工业化（无论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模式下）是现代化的标志，经济增长是核心（以GDP 和人均收入衡量）。在此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开放或建立市场体系为基本的改革）是基本的意识形态，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稳定是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核心话语。

以上这些技术―现代化的特征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性的表征/表象出现的，这种技术―现代化表象虽然已经与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有关联，例如强调“社会主义”前缀，但是它与中国最近几十年践行中的现代化仍然有差距，我们认为这种践行中的现代化与表征的现代化模式差距很大，①[德赛（1996）很有见地地指出，如果要在现代化研究中避免出现混乱，那就亟需分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现代化。当然这种区分实际上也无助于本文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的理解]简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具有“计划”的外貌或清楚的意识形态表征，实际上却是实用主义的或者说是实践性的。②[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实用主义与实践性是两个可以互相交换使用的词汇。这样有助于强调实用主义的学科严肃性和正面意义]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之处。

从与国家―政府发展大计背景有关的发展干预来看，从早期到最近一些年牵涉的问题和涉及的模式差别很大，如早期强调产业开发、区域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等；上世纪90年代则强调以穷人为目标的扶贫到人（如小额信贷），与此同时又引入参与式发展（参与式在整村推进计划中获得国家的正式认可）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此外国家发展背景下的发展干预也在最近一些年出现强调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可持续性发展特点。③[在“技术―现代化”的发展运动脉络下，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干预也经历了这样一些范式：1.以工业化和产业开发为核心。工业化和产业开发作为落后地区发展的主要方式基本上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但是最近十几年这种工业化―产业开发的范式仍然通过高速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计划体现出来。2.“扶贫开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扶贫开发逐渐成为发展干预的主要目标和范式，在90年代扶贫成为发展干预的基本活动。3.国家―政府的扶贫开发大计在2000年后以整村推进为主导（在此之前小额信贷等也成为一时首选）]总而言之，国家发展运动背景下的发展干预虽然在30年间出现与国际发展产业互动，并吸收某些后者的说法和手段，但是以技术―现代化为核心的基本发展表征没有变（其间可能增加可持续性发展、环保/生态观念、少数民族发展以及小额信贷等理念或项目），自上而下发动和推行的基本方向没有变（其间增加了参与式的提倡、社区发展基金的设立等）。

第二，国际性援助产业NGO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大计与社会理想图景的设想。过去30年，在国家发展大计的背景影响之外，国际性援助产业的介入和由此催生的自下而上的路径（以NGO 介入为主）也是发展干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脉络。这个脉络下的发展干预及研究则始终与国际援助产业当时的走向紧密相关。基本上可以说这是在紧追国际变迁、实践国际发展的趋向。

以国际性发展为背景的发展干预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开始便强调以反贫困为核心的发展干预。国际援助产业的发展干预及研究的复杂性在于，所谓“国际”包括：国际的多边和双边组织①[国际的多边组织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双边组织则指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的对外援助和开发机构，例如澳大利亚援助与发展署（AusAID）]、这些组织委托的咨询―发展公司、国际的非政府组织（NGOs）和后来崛起的本土非政府组织等。在最近30年，以国际性发展为背景的干预活动也经历了“范式”的变迁。

最大的变迁是在以反贫困为核心的干预下，国际援助工业经历了从基本需求满足到目标瞄准穷人和弱势群体，再到参与式发展的变迁。

在这一系列模式转变过程中，对于中国国内的发展干预来说，重要的“转向”是从“技术―现代化模式”到对社会理想图景的设想与试验。

与以上范式变迁相关，可以将参与式发展看作与国际援助工业有关的干预活动及其研究的主要线索。在这个脉络下，赋权一直是参与式的核心，此外，抵抗和社会运动也在其中时隐时现。这个方向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发展，到后来还与地方化和本土化的倡导相勾连。

从现实发生的情况来看，国际援助工业及其所属系统（包括组织、项目和操作过程），最后都会或多或少与国家背景的组织和项目相互勾连，从而保证项目能够实施和运作。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发展项目的大量资金和人力培训计划则为今天中国的一些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形成提供了财力和人力启动资源。②[这方面可以世界银行的某一扶贫项目为例，该项目目的是贷款给中国政府以支持乡村扶贫，在操作中除了由政府部门组织活动外，有个别分项目的贷款却由与扶贫部门有关系的人成立的民营企业承贷承还，世行的贷款需要这个中介公司过一下手。实际上这家公司利用贷款滞留的时间差，为自己的公司业务提供周转资金。此后该公司也成长为一家有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

第三，在上述两条发展干预的脉络交错下还浮现出一些关于发展的人类学理论探索和争论的线索。这条线索可以概括为：从进化式发展到多样现代化，再到后发展。①[“后发展”概念来自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参见埃斯科瓦尔，2000：73－102，2008]

中国的发展干预反思研究基本上是在以上三条脉络之下，特别是在前两条脉络交织之下或在两者间穿梭进行的。第三条脉络虽然对于人类学来说十分重要，但在关于发展和发展干预的研究和实践中，直接与这种学术脉络相关的文献并不多，②[这方面国内主要以翻译文献为主，如加德纳、刘易斯，2008；埃斯科瓦尔，2000]因此，本文将围绕前两条脉络进行评述，对于关涉第三条脉络的问题，我们将之融进前两个方面进行辨析。这种融汇和交织也是符合这个领域的学术和实践现状的。以下我们将选择发展干预中几个基本的项目领域进行评论，并围绕这些领域的研究和论争提出我们的看法。

二、贫困：中国的技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虚假“对话”

扶贫/反贫困是以国家为背景的技术―现代化发展运动和发展干预的核心议题，也是国际性援助产业一直关注的内容。一方面，它是“发展”作为一个问题得以出现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面，发展领域对于自身理念与实践的反思和改进也多是从这一子领域开始的。

在此，先要清楚日常使用中的“贫困”一词为何物，这种“贫困”是如何被消除的，等等。一般情况下使用的“贫困”是指30年前中国大地上大约2.5亿人所处的状态。这些人基本居住于乡村，即身份是农民。而这些人之所以被定义成“贫困”，主要是因为其经济收入低下。

这是讨论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承认“贫困”在通常意义上是指经济收入低下和与此有关的状况，诸如每日摄入热量不足2100大卡，缺少居住的基本条件（住房）、必要的维持健康的条件和教育条件等（在此尚不包括“社会排斥”这一90年代之后定义贫困的条件）。①[本文这样限定“贫困”和“扶贫”是考虑到学术讨论的清晰，这不意味着作者看不到在这个基于经济的“贫困/扶贫”概念之下，大量的边缘化社会状态、生计困难或身体伤害却正是“扶贫”造成的。但本文的考虑是：既然各方都在使用含义相同的概念及相关数据进行讨论，那就应该将讨论限于这种“语言游戏规则”的范围]

朱晓阳（2004）认为，按世界银行的国别报告，过去20年改革引发的农村经济增长，加上国家财政支持的扶贫项目，使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得以大幅度减少。官方估计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近2.6亿下降到1998年底的4200万，或者说从占农村总人口的1/3下降到1/20.但是经历过80年代改革的人知道，这一使命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与“发展工业”或“援助产业”的介入关系不大。这一奇迹首先是由农村改革带来的整个农业经济增长造成的②[改革的实质是将集体经营的土地分配给农户，因此这是属于“再分配”体制的一种调整，其导致的粮食增长和农产品丰富与以“市场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