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萍:对《文化大革命沉思录)的再沉思

作者:吴青萍发布日期:2016-11-28

「吴青萍:对《文化大革命沉思录)的再沉思」正文

过来,我们思想理论界缺乏对文革全面整体性的反思,散见于舆情的文革反思文字大都局限在片面的带有情感性特点的思考范畴,大体都是非白即黑在山说山的肤浅见解,这对于从理论上乃至哲学上总结文革,以利后往没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最近读到北大党史专家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感觉其视野比较开阔,但依然缺乏整体上的说服力量,酌其文章逐条分类的沉思体例,特随其中心意思谈谈鄙人尽量从更系统的角度上作出的思考,据此希望好者共同进行理性探讨。

文革沉思之一再沉思

究竟什么是文革的根本精神?陈坡的答案“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对此还可以商榷。当然文革的个人崇拜和被崇拜者的错误都是典型的问题,但它未必便完全等于文革的根本精神这个命题。所谓根本精神者,应该是指导文革并由此造成浩劫的基本性思想理论。它应该是阶级斗争学说。只有指出这一点,才是理清文革乃至更多过去人为灾难的根本症结所在。反而个人崇拜的问题却比之复杂多了,简单讲个人崇拜或者权威的问题与中国观念文化(内在规律)具有密切关联,需要另外具体分析。

文革沉思之二再沉思

陈坡在这里的几个主观点(如反对宿命论,探究文革的个人责任等)我都不能苟同,但副观点――“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但吸取历史教训却难上加难”却深有同感。其实我们不仅对自己的历史教训很难吸取,人家的历史教训(或者经验)也同样很难吸取的。为什么呢,还是我们的视角低了!我们不能从最高最深的精神层次来检讨自己呀!因为正是这种精神根底的不同,才最终造就了历史演进发展的不同的。恰好从这样的大逻辑去看,宿命论才是历史规律的再现。至于具体的个人都是其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值什么纠缠。

文革沉思之三再沉思

个人崇拜当然是文革以及造成文革灾难的一个问题方面。可是当我们总结文革根本教训时,仅仅停留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层面就会留下更深远的问题的。比如是不是只要没有个人崇拜就不会发生文革此类的灾难呢。未必。个人崇拜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社会围绕某个偶像的思想来运作,假设这个人还不昏聩思想还不错谬甚至还优秀,社会运作的后果会怎样呢。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一盘散沙,其根本原因无非是缺乏(思想)权威。共产党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凝聚力,根子就是有了这样的权威呀。当然,中国需要这样的权威与文革的个人崇拜毕竟是不能打等号的。

文革沉思之四再沉思

以人道主义研究文革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问题是仅有人道主义视角够不够。李光耀那篇《论美国》里讲到美国伟大的两个面,一是权力财富的伟大,再就是精神崇高的伟大。精神崇高就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她必然还有奉献、胸怀、责任等。这个东西恰好是改革近四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后所非常反感不愿思考的方面。恰好对应着这方面的思想理论基础,却能够在执政党原来许多推举的东西上有所存留。这也是一种精神总账必须算清楚的方面。概括地说,如果不将诸如阶级斗争等错谬思想算清楚,文革就必然会再来;如果不将过去的伟大思想算清楚,我们还能开创比文革更好的未来吗?

文革沉思之五再沉思

在中国,文革可能再来,几乎是思考稍微冷静深刻者的共识。问题是文革为何可能还来?这个问题却乏人认清。我看还是中国人的思想基因里有文革。什么思想基因,无非源远流长的落后传统思想意识。比如等级意识、流氓意识就是,反之则是普遍性缺乏平等意识、文明意识。纵观文革,为什么个人崇拜、阶级斗争那么容易盛行,根子上就是这些落后意识在作祟罢。不要简单将文革再来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唱红歌的人,可能他们还有怀念过去崇高精神的可贵之处呢。难道不喜欢唱红歌的人就确立了现代进步性的思想意识?文革的再来一定是落后意识者推波助澜了。

文革沉思之六再沉思

谁也不能否认解放后自57反右后中国去路就开始大错,也不能否定其始作俑者毛泽东的一系列错招昏招,但我们仅仅将责任原因的分析停留在这个掌权群体、这个个人未必就很理性了。难道剔除了这个群体,或者将这个个人骂死了我们就会好了?!不会的!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群体的这种走势与这个个人的后来表现如此都是被某种根本原因所决定的。我们要改进这个原因才行的。比如群体为什么分裂,是不是和窝里斗积习相协。个人的偶像崇拜为什么强烈,是不是大家深重的皇权等级意识对应。只有先明白这点,我们的进路才可有个开始。

文革沉思之七再沉思

必须指出,说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谬,不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也不是讲阶级之间没有先进落后的差别,更不是讲人们各个群体之间不存在先进落后的区别,而是说,解决好阶级斗争的问题要以怎样的方式更为理性合理,以及解决好群体思想差异的理性方法是怎样的。从最初的阶级概念来看,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本质即是人们经济政治地位的差异和其引起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一种长期性的客观存在。理性对待阶级问题的态度在于推动贯彻一系列先进思想观念下的法治化过程,以逐步消弭这种差异性;而不是采取那种非人道的社会运动方式使其激烈化暴力化扩大化。

文革沉思之八再沉思

文革前兆的庐山会议斗争,或者前沿到党内此先的其他斗争乃至中国人一直热衷的宫廷斗争和窝里斗,将其归为一类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中国人一贯秉性的必然表现罢了。我们现在谈着这些窝里斗的情况,应该有着更多的心痛感觉,毕竟它损害了曾经的战友曾经的事业和大家应有的福祉。可是最应该思考的还不是这些惋惜之处,而是中国人为什么就有了这种一贯秉性,为什么曾经那么积极上进革命的这群精英们也跳不出这种历史的宿命。这就是中国观念文化的特色,就是这种文化熏陶下的必然性结局。可叹的是当今不少人还在重举这种文化!

文革沉思之九再沉思

在谈到毛泽东“自负自恋自我崇拜”问题时,也要深挖其产生的历史文化的根源,而不要以为问题仅仅只是他个人才产生,只要追究其责任就到位了。比如文革被批斗得最惨的刘少奇未必就不对这个问题负有责任,他能够从延安七大前后脱颖而出,是与其独树一帜推举毛泽东思想的迎奉作为悉有关联的。虽然大跃进后,刘有交代胡乔木出台反左文件的想法,但在60年代初期的四清运动初期,他和夫人所塑造的四清典型,却在大肆推行左的搞法……哎,放眼望去,这种两面性落后性何止毛、刘才有,还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思想落后秉性的显现了。

文革沉思之十再沉思

毛泽东的一生究竟怎样概括才更准确,我想还是以革命性为主题的抛物线状更有说服力。所谓革命者,不是简单等于那种“暴力行动”的革命,而是专指那种针对传统落后的思想变革到现代性的先进思想上来的努力。这种革命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极有意义的。毛泽东的早中期确实功劳卓著(但不是没有问题),但自八中全会后就一路走下坡了。毛泽东的晚年究竟清醒与否,普遍存在的老年性固执自负以至昏聩是不是也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些问题宁信其有更合逻辑。他的抛物线人生从一般人性的发展来看,说明任何人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不努力调动积极上进的一面,就有可能被懈堕落后的另一面所俘获,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文革沉思之十一再沉思

阶级斗争理论什么时候高举都是错谬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是愚昧的。58年大跃进失败后再擎阶级斗争大旗当然性的要造成新的人祸。认识这点并不难,难的是从整体上认识其理论的愚昧。比如讲在战争年代。虽然那时凭借这个理论曾经获得了胜利。但是不是仅有这个理论指导就能够胜利。这是一个问题。斯洛形容延安时期奋斗的共产党员们像“清教徒一样的精神”,这才是延安之所以能够吸引上进青年的根本。还有一个问题,假设没有初期的阶级斗争,会不会与国民党合作的破裂。第三个问题是当今改革的40年后,需不需要重提阶级路线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

文革沉思之十二再沉思

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化使之很容易与本土落后的窝里斗思想、仇恨不宽容思想、戾气暴力思想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伤人又伤己的两败俱伤认知所在。这一系列落后思考的本质是什么,还是缺乏对于人性动态发展的理性(哲学)认识,还是站在争权夺利、睚眦必报、阴谋诡计的自然态思考上的抉择。自然态的思考恰好常常就是世俗文化的范畴,它是缺乏超越性精神信仰的所在。靠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方式,来引领社会的发展,必然落入那种历史性的循环停滞的周期律之中。这当然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历史的宿命。必须警醒在当今世界里我们如何走出这个圈子。

文革沉思之十三再沉思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反感警惕赫鲁晓夫,还是其深入骨血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思维在做支配。与之配合,熟读中国经典,祥知中国政治的他,脑子里还存在着诸多落后的等级意识帝王意识情感意识的厚土温床,只待人性中上进性革命性的一面开始消退时,懈怠性反动性的一面便乘虚而入,甚嚣尘上了。如此曾经的伟人温水煮青蛙般的蜕变何止只损害了他个人,更是容易造成国家民族的巨大灾难。我们吸取这段教训,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约束权力的制度建设上,更要考虑到一般人性变化的规律。尤其是在落后中国的观念文化氛围中如何持恒的突围呢?

文革沉思之十四再沉思

陈坡在这里说“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此言一般来讲是有力度的。但联系作者上下文所述却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陈的文革说无非还是一般性的权争说。那么,文革的魔咒、文革的真相、文革的本质、文革的反思、文革的教训,就都指向了争权问题便行了吗。以后的中国究竟靠什么让大家不那么争权呢,或者说靠什么来培养像自动实行任期制之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是什么简单模仿的制度再造能够解释清楚的哟。

文革沉思之十五再沉思

其实在现代化的政治领域里面,既不是依靠某个确定的制度模式就能解决好政治现代化的问题的,也不是仅靠出现一个华盛顿这样的现代政治领头羊就能解决好问题的,比制度和伟人更深远的方面还是基础性的思想文化――一种适宜于现代政治的先进精神观念。比如毛刘解放后的三次主要分歧:五十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争、 56年冒进与反冒进之争、62年七千人大会及前后对经济形势与困难原因之争。

上一篇 」 ← 「 返回列表 」 → 「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