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一、相关研究产生的背景及其现有的解释体系

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按照研究理念和研究路径的不同，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较为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共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变化。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毛最后的革命》(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佛里德里克・泰维斯和孙万国《毛时代的终结》(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M. E. Sharpe, 2007)等。二是由社会史视角切入(同时带有显著的地方史研究特色)的群众运动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一般社会公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应和抉择，以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地方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影响。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陈佩华、李鸿永、骆斯典等人关于广州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①、吉斯・佛斯特关于浙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②、王绍光关于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③、裴以理和李逊关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研究④、安德鲁・维尔德关于北京高校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⑤、何蜀关于重庆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⑥和吴迪关于内蒙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⑦，等等。当然，上述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从现有的大量相关研究论著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精英政治”和“群众运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果完全采用单一的视角和路径，许多问题是无法讲清楚的。

在笔者看来，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蓬勃兴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随着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向人文研究领域的扩张与渗透，导致人们对“历史”概念和史学研究的认知的显著变化。一些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由少数精英人物转向一般社会公众，由重大事件本身转向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第二，毋庸讳言，在目前的档案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之下，由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在史料和其他相关信息的获取方面无疑具有更多的便利。例如，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出版物、传单、大字报底稿和一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的笔记、日记等，在记述地方上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谈判活动方面具有类似档案资料的功能。另外，由于地方性“文化大革命”叙事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弱，一些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对当地群众运动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细心的研究者往往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现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三，以社会史和地方史的视角切入，可以更广泛地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深度访谈，研究者可能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往往包含着大量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历史文献字面背后的特定含义。第四，一些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近年来也利用各种途径(如网络媒体、港台出版和个人印刷等)发表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作品。撇开其中所包含的派性偏见和个人申诉等因素，这些带有回忆和反思性质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大有助益。综合上述各种来源、形式各异的资讯，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客观地重构再现地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历史图景。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有两类著述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是以李鸿永、骆斯典、陈佩华等人为代表。他们基于对广州地区红卫兵运动的实证研究，在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冲突理论”。按照他们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和派性冲突的发生，与此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关。简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基于家庭出身、个人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在现行体制中享受特权、得到好处，另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则在现行体制中遭到排斥、到处碰壁。因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那些受到排斥的社会群体成员便成为“造反派”，而那些得到好处的社会群体成员则成为“保守派”。两种社会势力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形成冰炭水火不相容之势。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各阶段，两派的争执焦点随着主流舆论的导向不断变化，但是两派的基本立场和派性认同是始终一贯的。二是以刘国凯、杨小凯和郑义等人为代表。他们主要基于个人经历和个人观察，在90年代至本世纪初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种解释体系一方面延续了“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认同“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则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性的造反运动并不完全是对主流舆论导向的盲从，而是对高层“文化大革命”号召的策略性运用。换言之，“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平行展开：上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毛泽东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打倒所谓党内走资派；而下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民众革命运动。“造反派”群体在主观上具有颠覆现行体制的自觉，不过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掩护，他们策略性地利用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号召。

笔者认为，从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带有史学观念革命的性质，值得大力肯定。但在具体的研究路径和观点结论上，“社会冲突理论”和“两个文革说”似乎带有以偏概全的倾向。其突出的潜在弊端，是有意无意地赋予“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某种历史进步意义。以下，笔者将结合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检验现有认知体系的各种得失，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新的全面反思与历史评价。

二、相关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南京个案的实证检验

以精英政治视角为切入点的研究，主要关注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而以社会史、地方史切入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一般社会公众(包括地方上中高级领导干部)对中央号召的反应和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派性冲突和社会动荡。其阶段划分和论述重点分别是群众运动的发动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造反运动(1966年6月至10月)、群众运动向社会各界蔓延(1966年11月至12月)、群众组织向地方党委夺权(1967年1月至2月)、军队的介入与群众派性武斗的不断升级(1967年2月至8月)、群众运动合法性的终结(1967年秋至1968年底)、对群众派性头头的反复打压(1968年至1973年)、群众派性斗争的持续存在与最后消亡(1974年至1976年)。由以上时间简表不难看出，群众运动的发动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而遏制消解群众运动的努力，则持续了九年多的时间，直到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终结。如果跳出具体的史实叙述，从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与归纳，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1)何谓造反？为什么造反？向谁造反？(2)为什么卷入运动的干部群众会形成派性冲突？(3)群众派性冲突持续存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地方派性冲突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始终相伴？

以下，笔者将结合南京个案的具体情况对上述几个问题作出回答，同时对现有的相关论著的一些结论作出商榷。

第一，何谓造反？为什么造反？向谁造反？

现有的相关论著在考察与回答这个问题时，一般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如陈佩华、李鸿永、骆斯典等人关注的重点，是广州地区的中学生群体。裴以理、李逊等人所关注的重点，是上海的工人群体。安德鲁・维尔德所关注的重点，是北京的大学生群体。针对上述情况，笔者特地选择了南京地区三个不同类型的单位--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南京长江机器厂，探讨“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性“造反”运动动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南京大学最初的“造反”运动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当时受到中央高层和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为继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事件”之后具有全国影响的事件之一。笔者掌握的大量史料(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流媒体的重要社论和新闻报道、当时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和笔者搜集的亲历者口述历史资料等)显示，在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南京大学党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作过正向的群众动员。学校方面依据“四清”、“社教”运动的经验，按照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和政治表现等因素，将全校师生员工分成四类。其中第四类约70多人被视为“问题人群”。一旦形势需要，他们将成为“文化大革命”大批判运动的对象。然而一个带有偶然性的突发事件--溧阳分校“六二事件”--打乱了学校党委的部署，使学校党政一把手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南大溧阳分校是南大党委根据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指示和中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1966年初创办的一个“半农半读”试点单位。参加教改试验的包括该校文科500多名学生和青年教师。持续数月的高强度建校劳动和艰苦闭塞的乡村生活，使广大师生逐渐孕育了不满情绪。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不满情绪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堂而皇之地表达出来。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披露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在溧阳分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质疑学校当局创办溧阳分校的决定。学校主要领导人还固守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对贴大字报的师生发起“反击”。由此造成学校领导和分校师生的严重对立。中央“文革小组”得到消息后，比照北大大字报的处理结果迅速作出判决：溧阳分校师生贴大字报是“革命行动”，而发动“反击”的学校主要领导人则被撤销职务。6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同时刊登了新华社长篇报道《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对溧阳分校事件作出“革命化”的诠释。由此，溧阳分校的文科师生成为南大校园中的第一批“造反英雄”。⑧

南师附中是南京最重要的重点中学之一，学生中包含大量的党政军干部子弟和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精英子弟。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该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工农干部)一方面正面动员全校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暗中支持部分“左派”师生对该校副校长(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干部)和若干有“历史问题”和走“白专道路”的教师展开批判。与此同时，他对学生中的自发倾向加以严厉遏制。中央公布“十六条”以后，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校一批军队干部子弟闻风而动，率先发起批判校长的斗争。而一批省市委干部子弟则通过批判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有“问题”的教师和学生，来彰显其“革命”立场。很快，这两支力量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的支持下联合接管了学校的权力，主导着校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⑨

南京长江机器厂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国有工业企业，在生产业务方面接受第四机械工业部领导，在党政关系方面接受南京市委领导。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四机部派来的工作队采取激进姿态，对南京市委任命的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支持者大加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