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宣：成都四中官办红卫兵抄家纪实

写在前面的话：不是翻旧账，唯真实的历史事实不应该埋没。家的历史加起来就是国的历史。在这个信息技术发达的年代，不至于留下若干谜团由史学家以后考证。只要真实，每个人、每个家庭存在于头脑中、文字中的历史加起来就是鸿篇巨制，无论是悲伤、喜悦、惨痛……至于为啥在40多年后再提及，借用俄罗斯先哲赫尔岑的一句话：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一些人来说那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欢喜莫名;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对我来说，两样参半。不上学了，不会被包德超老师在黑板上写，全班男生考试成绩是2分(罪过，由此他被我们背地里喊成“包鸭儿”)，轻松了许多;忧的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口号已经响彻神州大地，我非黑五类莫属。

老爸一天回来，找我和姐姐谈话，说是被划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到现在也没闹清楚，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对当权派的称呼，老爸不是官员)，要我们有被冲击的思想准备，如果他真是上述人员，要我们一定给他划清界限。姐姐听了泪流满面，我则呆如木鸡，从此之后惶惶如丧家之犬。每日待在家里不敢出门，只是看见报纸上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宋彬彬为他带红袖章的照片等信息。大舅悄悄用北京街头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告诉外公，北京开始抄家，还打死许多人的消息。晓得已进入狗崽子行列，与啥子红袖章等无缘，无可奈何，等着挨刀吧。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文所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也就是当官的。可是文革一开始，首当其冲的却是民主人士、各界名流，接下来就是各种有“历史问题”的人员。这也难怪，文革开始时，毛泽东有意到杭州，留下刘少奇主持运动。刘请示，得到可派工作组，也可不派工作组等等模棱两可的说法，因此刘邓走的是五七年反右的老路子，既是文化革命，在知识分子中，包括学生，抓一批右派出来，不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按惯例向各院校派出工作组，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等根正苗红的官办组织，还抛出若干“黑帮”为替罪羊，另外加上若干知识分子来批斗，想把火端到别人头上(把祸水引向他人)。殊不知毛泽东是冲他们而来，两月后毛泽东回京，认为“运动”冷冷清清，偏离了方向，首先批判了派出工作组的做法是压制“革命小将”;然后从8.18开始接见红卫兵，制造了血腥恐怖的“红八月”。以后再把这些事，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部归罪于刘邓。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都被迫在会上承认“错误”，作了检查。

成都当然如法炮制，8.18后各校在“文革领导小组”等根正苗红的官办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红卫兵，各单位成立赤卫队。这些组织，在文革中被称为“御用官办组织”。记得官办红卫兵有自己的番号，四中叫8204部队，9中叫7468和3879两个编号(九中仅有的两部电话的号码),13中叫8213等等，仿效部队番号，用其作为红卫兵组织的名称。04、13我清楚，那是学校番号，啥子是82?想了很久才明白，挨到一起写，和毛体的“红”类似。

四中官办红卫兵成立始于“七五事件”，李井泉亲自置，两次在家中召见了四中学生若干人等(一说是一次，有幸觐见的人员也有几种说法)。7月5日，三届教改班的申在望同学等人按李之授意贴大字报批牛耕工作组，说右派学生围攻左派学生云云。牛就此被查，李派心腹省委付秘书长贾丕绩任新工作组长，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挥四中“运动”。8.18前后，四中官办红卫兵在“文革领导小组”的学生成员的架构上成立。因此可以说，是从四中开始，拉开了成都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成都的官办红卫兵用来干什么?一般人都以为，运动初期官办红卫兵的种种恶行是群众组织的无序行为。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种种恶行都是在当局的策划和指挥下进行。记得一九六七年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四川省政协干部但汉然(90年代曾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在东胜街贴出的大字报中，基本上把成都抄家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大字报一经贴出，成都市被抄家的家庭悄悄奔走相告，不少人还去观看。我也陪妈妈去看过，过近50年了，我还大致记得内容。

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夫人郑英，文革开始前夕准备出国访问，在北京进行出国前培训。文革开始后未能成行，但是滞留北京一段时间，目睹了北京“红八月”的种种情况。一九六六年八月末，西南局、省市委的诸位领导处境已经大不爽，高校的“造反派”已经开始静坐西南局和省委，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咋个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解除火烧屁股的燃眉之急。李井泉召集成都市的领导，含市委宣传部、统战部、省政协的领导开会。会上介绍了郑英带回来的“北京经验”，决定使用官办红卫兵开始抄家。

会上市委宣传部部长肖菊人认为这不合宪法规定，说了几句微弱的不赞成意见，旋即被否决。会议对如何控制指挥进行了分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雷汉统和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和运输公司联系，安排几个汽车队提供车辆搬运查抄物资;为保证参与者的加班伙食，联系糕点厂提供糕点(这就是以后“保皇狗”吃麻饼的典故来源)……一切都安排得细致入微、计划周密。

1966年9月9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锦江大礼堂开动员会，动员开展伟大的运动。参加者都是出身纯正的官办红卫兵，由省委领导动员。会后由省政协秘书长提供了一份名单，按政协副主席、常委、委员的名字排列，加上住址信息(这是事实，抄家后我在过道的烂纸中，发现了一张抄家者遗失的省政协稿签纸，应该是上叙名单的第一页)。可以肯定，按此名单由各学校官办红卫兵分工，各负其责，包干有序。分工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只是从第一批抄家的执行者判断，抄我家是四中红卫兵，抄彭迪先家是九中。究竟要抄好多家，“一度部置(置)：抄家要当成运动“中心”，成都市要达到人口户数的百分之四至五。”(《文革中成都的“破四旧”运动》作者：郑光路)。

9月10日上午9时许，我正在抱着一大摞“Time”杂志研究，咋个伦敦空袭时有绘意大利军徽的双翼战斗机参加。门铃声大作，跑去开门，门前两路纵队，20人左右，按高矮次序排列，女生在前，男生在后。装束基本为旧的绿军装，也有一些没有配齐一套，上衣为军装，裤子是平常的市民版。但是，“56”式制式腰带和以后的人造革腰带必备。腰带紧紧束着腰肢，戴着红袖套，可谓“飒爽英姿”，面色严肃冷峻。

看得出，三届教改班的申在望同学为头目，一声威严的齐步走，队伍开进院子大门。我呆立门侧，心里想这一天终于来了，说吓得双腿“筛糠”(发抖)不至于，甚至出于“登徒子”的本性，还有带头一排张姓女同学(姐姐实验小学的同学，也是四中初67级的同学)，!“二筒”(乳房，成都俚语)真大，比其余“板鸭”(平胸，成都俚语)安逸的一闪念。一声断喝：滚进切!我悻悻然进了二门。来的同学都是四中官办红卫兵成员，各年级都有。

同学们进得门来，集合当时在家的家人，外公外婆、两个表妹、我，姐姐当时不在，父母和姨妈在上班，守门的杂工和老保姆是劳动人民，不在排队听训话的行列。老保姆还算灵醒(机灵)，小妹妹被她抱到羊市街的一家亲戚那里避祸。

申同学模仿政法部门的腔调，先进行验明正身的“程序”。

问：谁是刘星垣?

答：我是。

问：是大地主?

答：解放前是。

斥责：未必现在你就不是?

问：和刘文彩是不是亲戚?

答：不是，我是湖北籍，他是大邑籍，不是一家人，也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对全体听训人交待“政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刘星垣，解放前为川西大地主，残酷剥削欺压农民。今天红卫兵8204部队对你家进行查抄，如有其他和美蒋特务勾结的设备及变天账，还有反动书籍文字资料，趁早主动交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查抄过程中，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否则格杀勿论!”

家人先在过厅里排成一行，低头无语，大约两小时后，外婆和外公体力难以支持，我冒险拖过来两把竹椅，让他们坐下。各位同学正忙于研究欣赏抄出的各式新奇玩意儿，也没干涉。

9月的天气还很热，为难那些没有体力劳动经历的官办红卫兵了。家里的东西之多，是原来大公馆里剩下的东西的总和，尤其是在10号院子的那几间房子，大大的房间内，和图书馆一样，一排排的高书柜，中间过道约半米，里面各种书籍装得满满的，房间上面有一层楼，虽不能住人，家具、字画箱、稀奇古怪的东西堆积如山;各个房间里也有许多大柜子，装老式钟表、老式相机、古墨……;甚至还有当买办时没有卖完的洋纸，大约有500公斤以上，一大堆。要把这些全部翻一次，即使野蛮操作，也是体力活。官办红卫兵个个汗流浃背，几个人抬一件也是气喘吁吁，不久就来不起(累瘫了)了。申同学决定，先不往外搬，等基本查抄清楚，找到反动证据后再统一搬回红照壁总部。时至下午，我们再在外面列队等候发落也不是事，阻挡人家操作，所以全部关进一件小房子听侯发落。

抄家中发生的事，以抄出的东西分类及其由此产生的后果来描述，似乎更有理路一些。

和所谓“政治”有关的

拐杖刀和弹簧钢鞭：家里有若干拐杖，广藤的、剑门关的剑杖，其中一根“斯的克”拉出来就是一柄细长的剑，和刘文彩公馆里哪把相似，还稍微长一些。按介绍，刘文彩的是残害贫农，威逼糟蹋妇女的凶器。我家这把是外公回国后，一心想在杂谷脑河上修建一座小水电站，曾经多次踏勘，为路上防身而准备，解放后路不拾遗了，自然束之高阁。弹簧钢鞭的用途类似。

大比例西南地区地图：一卷地图，装在一个圆筒型牛皮图囊里，用途也是为水电站，比例极大，是在英国伯明翰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时买的，年代久远。中印边界反击战时曾经翻出来，外公和我根据战报，仔细标注，感叹共军之神勇。所以我对达旺、得让宗等共军攻占的地方有印象。同班的好朋友李同学(第一天没有来，是第二天才来看热闹的)，以后给我班的同学吹牛时说过，“老暴”家的哪卷地图中涉及中印南线的一张有重要参考价值，涉及中印边界分界问题，所以抄家后和一批重要物资空运北京。

以后我研究过这问题，先认为这是神侃，我家哪里会有那么重要的东西。坊间和网上说：对中印边界马克马洪线有重要证据价值的，应该是北京抄家发现的那张，宣武区“丞相胡同”某家的，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再深入研究，认为这不是神侃，完全可能是事实。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三方代表在英属印度西姆拉开会，讨论西藏的地位问题。会议期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利诱中国西藏地方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将边界从阿萨姆平原边缘向中国西藏方向推移150公里，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西起中国不丹边界，东至伊索拉希山口，长约1700公里，将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9万平方公里国土划入英属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