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初安东将军之死及其风波

作者:王锐发布日期:201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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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下旬,正当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风云初起之际,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并一直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将军,突然“非正常死亡”。

安东之死,当即在中央高层引起某些震动。首先,安东是“文革”开始以来,中国军方第一个死于“非正常原因”的高级将领。而且其真实死因,一直显得扑朔迷离。在“文革”那种非常时期,“安东之死”,很快成了一个特殊政治事件,所引起的风波,数年未息。

 

将军清晨突发意外

1966年5月21日清晨,北京下起了小雨。这是那年夏天,首都北京难得的爽天气。

8时许,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办公室里,突然铃声大作。平时清晨这个时候,难得有电话打进来。一般下属,以及国防科委众多机构与单位负责人,知道聂帅作息时间。也知道聂帅这一阵都在参加中央重要会议,无暇他顾。

值班秘书赶忙接听电话。没料到,拿起话筒一听,里面却是个未脱稚气的女孩子焦急的声音:

“叔叔,我爸爸突然发病,快不行了,你赶快来!”

值班秘书一愣神,立即听出,这是住在隔壁的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安东将军家,安东的小女儿打来的电话。因为这位值班秘书,此前曾经就做过安东将军的机要秘书。对安东一家老少,他都熟悉得很。

其时,安东的家与聂帅的住处,仅是一墙之隔。安东既是聂帅的老部下,而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帅,又直接分管国防科委。由此,聂安两家,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平时生活上,都常有往来。

放下电话,聂帅这位秘书,急匆匆赶过安东那边,试图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一进安东将军的办公室,所见到的情景却让他惊呆了。

据这位秘书后来对聂帅,以及中央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反复讲述的所亲眼目睹的现场情景:

当时,办公室里,安东将军单腿跪在地板上,一只手勉强扶着办公桌,另一只手里还握着电话,半瘫倒在那里。该秘书走过去一看,发现安东将军脸色惨白,嘴唇乌紫,整个人已昏迷过去。

见此情形,很像是突发心脏病的症状。

救人要紧。聂帅这位秘书顾不得多想,就和安东女儿一起(当时现场仅有他两人),手忙脚乱地将安东抱起来,小心放到旁边的一张藤椅上躺下。

然后,该秘书又立即用电话,与北京医院专门为高干服务的“危重病人抢救组”联系,请他们赶快派医生过来急救。

安排好这些事,这位秘书才几步跑回聂帅住所,向聂帅作紧急报告。

5月21日这天,按原计划,打算按时赴人民大会堂开会。

这时,聂帅已吃完早餐,正在漱口,准备稍事休息即出门。没料却听到秘书关于安东病危的报告,聂帅当即也愣住了。

安东是聂帅的得力部下和助手,从中共建国初期在总参谋部开始,跟随聂帅多年,彼此相知甚深。听了秘书的报告,联系到前不久安东发现心脏病的事,聂帅最初也认为,安东可能是心脏病突然发作。

又听说已通知北京医院派医生来,聂帅连忙对秘书,和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一名男护士吩咐说:

“你们不要管我了,去照顾安东要紧。赶快把这里的氧气筒先拿去抢救。切记,在医生没到之前,不得离开,也不得停用氧气。”

聂帅秘书与那名男护士立即拿着氧气筒赶去,一面给安东输氧救治,一面焦急等着医生到来。其间,安东一直昏迷不醒,病情继续恶化。

急救电话打出去大约20分钟后,北京医院抢救组的有关专家匆匆赶来,并展开紧急救治。其主要的抢救措施:一面注射强心针,一面采用人工呼吸(后来在中央决定设立专案组,就安东死因展开专案调查时,北京医院这几名到过现场的专家,也受到反复盘问和调)。

然而,当时安东的情况很严重,呼吸很差,心跳也逐渐微弱下来。半个钟头后,其呼吸,心跳竟然全部停止,且瞳孔散大,呈现死亡征象。

到9时40分,负责抢救的医生只得正式宣布抢救无效,安东将军已溘然去世。时年仅48岁。正是最年力强的年龄。

 

此时已是“多事之秋”

这段时间,中国正处于“文革”大动乱前夜的特殊时期,中央高层政局,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变,气氛紧张的态势。

奉毛泽东指示,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4日起在北京召开。专门解决所谓“彭罗陆杨”问题,并就开展“文化大革命”等相关问题,作一系列决定和部署。其中最重要的是,此次会议对所谓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批判,以及关于“文革”运动的一系列决定。5月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的同时,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决定》。5月18日,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19日和20日,彭真,陆定一分作了检查。之后,彭罗陆杨四人被撤职停职。

此时的聂荣元帅,本想远离这种复杂多变,令人望而生畏也望而生厌的高层政治。他一直呆在上海,一方面是检查几个军ા科研所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顺便在医疗条件不错的上海华东医院,检查已患多年的心脏病。在沪期间,却突然接中央办公厅通知,让其返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聂帅想以身体为由,暂缓返京赴会,却没获批准。

聂帅只好临时中断视察,及拟议中的身体检查,于5月7日提前回京。返京后,还是休息了两天,于5月10日起开始,连续出席火药味很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望着被批判揭发的彭真,聂帅不禁思绪万千,感慨难言,背上冒出一点冷汗。他也不免有点暗自庆幸,大约10年前,自己当初的决定“正确无比”,没有选择去当坐镇京都的北京市市长。否则,眼下坐在那里接受批判揭发的,就可能是自己,而不是彭真。

原来,自1953年在代理总参谋长任上晕倒离职,休养治疗三年后,1956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务院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代表中央找他谈话。

邓小平在询问了聂帅的健康情况后,说,对聂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由聂帅自己选择:一是决定陈毅专搞外交,陈分管的科技那块由聂来抓。二是彭真工作太忙,中央想让彭真免兼北京市市长,北京市长一职,由聂帅接任。三是让聂帅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聂帅当即表态,他不想当北京市长,而是愿搞科技(见《聂荣臻回忆录》下册)。

从邓小平这次找聂帅谈话,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早在1950年代中期,中央(主要是毛泽东)就有过将彭真在北京的权力予以限制或分权,以缩小或削弱其势力的想法和考虑。主要是不想让彭真势力在北京日渐坐大。可惜由于当时聂荣臻不肯接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一直到文革前,彭真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长这种地位,没有变化。也才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格局。

当年毛泽东或中共中央,之所以打算选聂帅来接替彭真出任北京市长,一是因为,中共接管北京政权之初的1948年起,聂荣臻就出任过当时首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以及第一任北京市代市长。其次,聂荣臻不是当时北方局或华北山头的人。

但聂帅深知“天子脚下”的京都市长不好当,他也不愿太深地卷入,其时已经初露端倪的政坛之争,所以他选择了相对冷门的分管科学技术工作。

5月21日这天,按原计划,聂帅本来打算按时赴人民大会堂开会。聂帅得到安东病逝的消息,既觉突然,又哀痛无比。不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不容耽误,此时己是“非常时期”。10时左右,他仍强抑悲情,准时赶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共和国最年轻的将军之一

安东,原名安振成,1918年出生于四川阆中。此系三国时期,蜀中名将张飞的故里。

安东1955年被授与少将军衔时,年仅37岁,是当时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年仅30多岁的年轻将军之一。

安东1932年(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5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因脑子灵活,聪明能干,又小有文化,曾任红四方面军师政治部秘书。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入党。

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安东历任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一处副处长,冀热辽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东北分部执行处处长兼情报处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参谋处长,四野43军129师参谋长等职。

共和国成立后,安东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3局第一副局长。

其后,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因赏识安东的才干,将其调任来总参谋部,作了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

此时的安东,还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处长。

据聂帅的老秘书刘振杰回忆:“那时,在总参谋部这头,聂荣臻实际上有4个秘书,唐永健是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是聂荣臻的主要秘书,从晋察冀时代就跟着他了,长期担任华北野战军作战处处长。另外3个秘书是王甲义、刘振杰、柳鸣,都是年轻人。”

刘振杰还说:“后来聂荣臻办公室还是觉得人手紧张,就把安东调来担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

应当说,安东是个很称职的办公室主任。不仅是因为他文化水平高,思维敏捷,而且头脑清楚,办事细致。不管有多忙,每样事情,总是井井有条,处置得当。同他共过事或打过交道的人,都十分欣赏安东这种杰出的办事能力。

 

聂帅深为赏识的得力助手

当时,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总是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来到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总参谋部。聂总办公室在东侧,作战室在西侧,中间是会议室。一进门,他总是先直奔西边的作战室,首先听取值班参谋报告,一般性的电报、战报、文件、电话记录都是当场处理。然后,他才来到东侧自己单独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安东已提前半小时,将必须在当天处理的各种文件、电报等整理好,并分门别类地放在聂总案头,等待聂总处置。聂荣荣臻开始办公时,安东就退出,回自己办公室处理其他各类大小事务。聂总随时有事,总是按电铃叫他,安东闻声即来。聂总需要办什么事,习惯将要处理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安东,通常是一张纸条记一件事。安东按字条办理,简便利落,效率很高。安东这种办事水平和效能,深为聂帅所赏识。

在安东已去世20来年的80年代,聂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当年在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时,仍颇有感触,满带缅怀之情地谈起安东的这种能力: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来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的作战文电、各种情况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一一向我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713页)

朝鲜战争爆发后,总参谋部的工作非常紧张,作为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工作量极大,他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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