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但他没有屈服，而是采取特殊方式进行抗争，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靠边站”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此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按理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参加。可奇怪的是，王稼祥并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会后，他收到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撤销职务，并受到批判。王稼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将要席卷中国大地，灾难难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此时，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的职务还没有被解除，但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通知他参加，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中联部的部长一职被刘宁一代理后，他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果然，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中联部代理部长刘宁一取代。

1966年7月初，李富春、汪东兴来通知王稼祥说：中央决定，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要搬出中南海，马上就得搬。中央办公厅已经为王稼祥准备了三处房子，供他挑选。汪东兴说，我看北海后门那一处房子比较好，离公园近，平时可以去散步。这样，王稼祥告别了住了近十年的中南海，在北海后门的一处住宅里闲居。但是，他的心情不能平静，他担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康生盯上了他

不久，王稼祥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联部机关里的造反派开始造反。起先，他们集中揪斗的是中联部副部长许立。不久，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王稼祥。

一天，康生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人王力（他有中联部副部长的职务--笔者注）也跟着去了。康生看了一通大字报后，发现大多数是给许立贴的，没有给王稼祥贴的，于是，他和王力临时决定召开部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康生一开始就批评中联部，说：中联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不对头，“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他煞有介事地指着中联部的大字报说：你们看一看，你们都贴了一些什么大字报，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三和一少”（王稼祥于1962年初曾建议应改变外援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后被批为所谓“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编者注）？这才是大方向。王稼祥是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过去他领导下的中联部，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搞“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批王稼祥，他是提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应该把他批倒斗臭。

在康生的煽动下，一时间，在中联部机关，给王稼祥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会议厅里，楼道里，都贴满了。造反派们没有忘记住在北海后门的王稼祥，他们闯进王稼祥的家，强行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名曰让他看大字报，实际上是抓去批斗。造反派每次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都对他进行围攻，开批斗会。批斗会上，给王稼祥挂上黑牌子，让他坐“喷气式”，使王稼祥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折磨。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王稼祥支持不下去了，他不得已提起笔来，给汪东兴写了一封求助信。他写道：我本来应该主动到中联部去看大字报，接受群众的批评，认识自己的错误，改进工作，但我身体不好，最近总是发高烧，心跳每分钟100次以上，所以，我请求迟一些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汪东兴接到王稼祥的信后，了解了王稼祥的处境，便在信上批示同意王稼祥的要求。有了汪东兴的批示，王稼祥的生活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汪东兴还把王稼祥受到冲击的事情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关心王稼祥。一次，中央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有伍修权参加。会议休息时，周恩来特意把伍修权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王稼祥讲讲话。”会后，伍修权马上到中联部，召开17级以上干部大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的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提到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的功劳。伍修权还说：王稼祥同志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毛主席多次表扬过他。伍修权针对造反派对王稼祥的批判说：不能搞过火斗争，你们批评他的错误是可以的，但是要文明一点，要讲政策，要照顾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你们如果把他斗死了，并不能说明你们斗争水平高。他还针对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我们是干过几十年革命的人，什么艰难斗争都经过，起码可以给你们提一点意见。

中联部的造反派把伍修权的讲话报告给了康生，康生非常恼怒，他对造反派头头们说：伍修权保王稼祥，那就斗伍修权，伍修权早就是王稼祥的黑干将了。康生此言一出，中联部的造反派们立即开始斗争伍修权。在中联部，攻击伍修权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伍修权也成了斗争对象，再也不好说话了。

◇从“保护对象”到“斗争对象”

虽然，康生继续鼓动中联部的造反派进攻王稼祥，但由于有汪东兴的批示，造反派们还是没敢轻举妄动。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到王稼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我。毛泽东讲话后不久，周恩来提出一个意见，大意是：王稼祥过去有功劳，是保护对象，不能对他搞批斗；如果要斗，也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批斗王稼祥，只能在中联部机关内，别的单位要批斗王稼祥，必须经过周恩来同意才行。中央警卫局还指示负责警卫王稼祥住宅的战士：不准任何人进入王稼祥住宅揪斗他，不得把王稼祥揪到社会上去批斗。

周恩来等对王稼祥采取的保护措施，一开始还是很有效的，无论是中联部的造反派，还是社会上的红卫兵，在一段时间里，都不敢闯进王稼祥住宅去胡闹。但造反派、红卫兵们也有他们的“智慧”：不是不让揪斗王稼祥吗？那么，给王稼祥贴大字报总可以吧！王稼祥不是因病不能去中联部看大字报吗？那么，把大字报给他贴到家里去让他看总可以吧！于是，他们就以给王稼祥贴大字报为名，到王稼祥的住宅里去，把一捆一捆的大字报送到王稼祥的家里，“勒令”王稼祥把大字报贴出来，还逼迫王稼祥的身边工作人员把会客厅腾出来专门贴大字报；在会客厅里，拴上一条条绳子，把大字报拉在绳子上，四面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给王稼祥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罪魁祸首”、“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大帽子”。此外，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要把王稼祥“斗倒斗臭斗垮”。王稼祥看了这些大字报，非常生气，他对妻子朱仲丽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我是修正主义，他们连什么是修正主义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名词最早来源于德国的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后来，列宁在《怎么办？》等书中，针对俄国的伯恩斯坦派经济主义的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如果不是反对、攻击或篡改马克思主义，怎么能算做修正主义？王稼祥还说：至于说我们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真是无法理解。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常委集体领导的，怎么会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呢？1967年1月，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后，王稼祥看了，非常气愤地把文章一摔说：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17年来，中央自己掌握的宣传机构，成了反中央的集团，真是历史上少有的奇谈怪论！

由于有周恩来等人对王稼祥的保护，一心要打倒王稼祥的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67年2月，中央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一大批老干部被牵连进去，全国也掀起了“反右倾”、“反复辟”的浪潮。康生趁机专门跑到中联部，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说：叫“三和一少”不够了，应该叫“三降一灭”（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笔者注）。中联部就是“三降一灭”的“制造工厂”，要砸烂这个“制造工厂”。在这个“制造工厂”里，伍修权是头头，后台是王稼祥。听了康生的这番谈话，中联部的造反派立即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伍修权。伍修权为了正确引导运动，于1967年4月6日写了一张大字报，阐述了自己对中联部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看法。伍修权的大字报一贴出，许多群众感到，不能否定过去中联部的工作，更不能搞无限上纲。他们认为，中联部过去在王稼祥等人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不买康生的账了。康生急了，于4月8日亲自跑到中联部，找中联部造反派头子，做出部署，要打倒“反革命分子”伍修权。他说：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倒。第二天，按康生的部署，中联部的造反派开始批斗伍修权，给伍修权挂上了“黑帮分子”的牌子，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连续批斗。由于中联部许多群众不信康生那一套，因此，批斗伍修权并不积极，有的群众组织还反对这种做法，这样，在中联部就分成了两派。在此情况下，康生又鼓动部分高校学生跑到中联部去造反。在康生的策划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人大三红”造反组织成立了“专揪伍修权兵团”。他们进驻中联部后，又是开批斗伍修权的会，又是贴大字报，把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搞得乱七八糟。

接着，在康生的授意下，“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开始闯王稼祥的住宅了。“人大三红”的红卫兵一开始是打着调查伍修权的“问题”的旗号，让王稼祥写关于伍修权的材料。王稼祥在材料中，很客观地评价了伍修权的工作，基本调子是肯定的。“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当然不满意，就让王稼祥反复地“重新写”。但王稼祥不管怎么写，都是原来的调子。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转了方向，又让王稼祥写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材料。王稼祥在写这方面材料时，还是很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刘、邓两人的工作，没有写否定性的文字。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又让王稼祥写关于“三和一少”的材料，逼近王稼祥“自身的问题”。还让王稼祥写完这方面材料后，抄一份给汪东兴。王稼祥在写材料的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客观地写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这一方针的根据，没有给自己“上纲上线”。之后，王稼祥并没有将材料交给“人大三红”红卫兵组织，而是通过中办交给了汪东兴。很快，他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让他不要将这方面的材料交给“人大三红”。可能是由于汪东兴打了招呼，“人大三红”也没有派人来要这个材料。不久，中联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一批人，也来到王稼祥的家里，要王稼祥交代他对东南亚武装斗争所出的“坏点子”、他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让他写成交代材料，他们一个星期后来拿。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把王稼祥搞得身心疲惫。1968年，他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这个期间，又是谈话，又是写材料，我又紧张起来了，心跳又加快了。我虽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但睡眠仍不安，于是我处于疲倦、不安、紧张、恐惧的情况下过日子。”中联部造反派逼迫写交代材料后，“我就更紧张了。我赶写材料，这样就更疲倦了，再加之，这时候街上出现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标语，于是我就更加恐惧了”。

在康生的操纵下，王稼祥很快由“保护对象”变成了“斗争对象”。1967年6月2日，中联部的造反派冲到王稼祥家里，一进院子就高喊口号：“打倒王稼祥！”“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揪出来！”他们把王稼祥和朱仲丽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分别进行“斗争”。他们要王稼祥交代与刘、邓的“黑关系”，与彭真、杨尚昆“勾结的内幕”。王稼祥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正常工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