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声显：在万县旁观“夺权”与“镇反”

抢公章的闹剧

1967年“一月风暴”中，1月29日，四川省万县市（当时中共万县地委和万县专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今为重庆市万州区）的造反派夺走地委、专署的公章和钢印，宣布地委、专署必须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工作，致使地、专机关完全瘫痪。随后，专区各县（市）党政机关、各行各业的领导机关相继被夺权。

1月25日至2月2日，短短几天的时间，《人民日报》为各地夺权而发表的社论便有：肯定山西造反派夺权的《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青岛夺权发表的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为贵州省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而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成立，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全国人民都知道各地在夺权，热闹得很。

我当时只是个在精米厂按时上下班的临时工，因出身资产阶级而从小便挨整，就没敢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打定了主意只站在岸边观涛，决不下水弄潮。因未介入其中，就不知道外地大城市那些造反派夺权是否真是《人民日报》所述能使革命彻底、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

记得是在1月下旬，我上白班，厂里传说赤旗派（造反派学生组织）要在今天夺万县市委、市人委的权。我毕竟还年轻，对新奇的事儿自然有抑制不住的兴趣，在车间里拖着沉重的原粮袋子时，我就心痒难耐。从报纸上看到的事儿是一回事，真要在身边发生了，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地、专当局拥有军队、警察的“权”，就真会这么轻易地被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夺取？我很想去亲眼看看这旷古难遇的稀奇事。但这份工作我很珍惜，不敢旷工也不敢早退。

好不容易捱到下午4点，终于下班了。我连脸都没洗，穿着粘有米糠的工装就出了厂门。没用10分钟，我便跑到了环城路的万县市人民委员会（当时省地县乡各级政府都不叫政府，而称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的大院里。这古时的县衙门内冷冷清清，几幢解放后新建的大楼全都门窗大开，办公室里桌椅歪倒，满地的文件纸张。眼前场景，只在电影中那些仓皇撤退的镜头里见过。大院里，除了几个跟我一样跑来看稀奇的家伙外，就没再见到什么工作人员。可能这儿的权早就被夺了，我想。

我一路小跑，过了万安桥，登上大石梯上了东方红广场，直奔旁边的中国共产党万县市委员会。远远地便看见市委大门外围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人在吵吵嚷嚷。这儿的热闹还没完！我暗自庆幸，急忙跑了过去。由于我左臂上没有红袖章，便知趣地不敢挤进人堆里，只在旁边站得尽可能近点，听他们吵些什么。听了一会儿，好像都是几个组织内的矛盾，外人不明究里。

此时，便看见一个身材壮硕、穿一身旧军装的青年从大院里面朝外挤。他长满青春痘的圆脸胀得通红，双手护住怀里一个装得满满的军用挎包。我以前在好几个大会场上远远地见过主席台上的此人，知道他是一个国营大厂的造反派头头。

就听有人在喊：“各部委的公章全装在他包里了！”

有人就笑着伸手作抢夺状，还有人叫：“拿出来我们摸一下！”

但也有一批人保护着他，一番推搡，开出一条人巷，然后就拥着那一书包公章跑掉了。

这就是夺权么？我脑袋里怎么也想不出来，他一个青年工人，将那些木砣砣公章夺去能作什么用？手中有了那些木砣砣，他便有权发号施令了？别人都会听命于他么？

被主流媒体称为“一月风暴”的全国大夺权，我这个局外人亲眼目睹的仅此一幕。我以为不过是一场闹剧。

万县第一次大规模武斗“落凼事件”

2月14日，万县市又发生了一件影响运动进程的大事。

城里的赤旗派和红色派（官办学生组织“东方红”及各行业中与之同观点，均以“红色”为名的保守派组织）还可以闹个势均力敌，但在农村，由各级组织自上而下成立的“红色贫下中农战团”就占绝对优势了。据说，在万县市西北约十来公里有个叫落凼丘的乡村，那里的农民“主力军”（各行业中与学生组织“赤旗”同观点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受到压制，便要求城里的战友们去声援。这一天，市里的“主力军”就去了几十个人，在人民公社的院子里刷了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炮轰公社领导的大标语。那“红色贫下中农战团”本就是在公社武装部的领导下以各大队民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办群众组织，此时见城里人来公社捣乱了，有人便下了命令，各大队的民兵就一队队地开过来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围住城里来的家伙们叫喊“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双方就开始大辩论，各说各的。然后，就有人动了手，乱成一锅粥。

“主力军”们眼看寡不敌众，就向市里求援。“主力军”司令部闻讯，立马组织援兵。当时汽车很少，群众组织还少有这类装备，性急的人一时找不到汽车，就只能徒步行军，计划抄近路赶往落凼丘。

当援兵们列队步行到苎溪河上的红星桥时，却遇到了“红联站”手挽手组成的人墙，将这必经之路堵得水泄不通。双方就各背诵各的“语录”，打起了口水仗。两边都在背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谁也不怕谁，都觉得自己是在伟大舵手指引的航道上奋勇前进，理直而气壮。在旁观者看来，这些人就像两个聋子吵架――只说不听。

吵了许久，解决不了问题，“主力军”就有人喊：“冲过去！”

要想过桥的人就变成了潮水，呐喊着一波一波地往前冲。堵桥的人就变成了堤坝，坚若磐石迎风斗浪。那天我上白班，下班后我到原先叫福星桥、当时更名为红星桥的附近去看过热闹，只见红色工人兵团的战士们列成四五十人的横排，这些清一色穿工作服的汉子们从桥中间密密匝匝地直排到东边的马路上，手挽着手，将不足15米宽的石桥堵塞得严严实实，别说人，连耗子都休想从桥上溜过。桥西的“主力军”则是男女老少都有，服装也不整齐，东一簇西一堆地聚在各自的旗帜下，也没见有个统一的指挥。突然哪一堆人发作了，就齐声高喊着诸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去冲击人墙。堵截的一方则高呼“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类最高指示，挺起胸膛进行阻挡。

冲一阵，过不去，就退回来。待一会儿，有一堆“主力军”发作了，又唱着语录歌去冲。此时对方早已将后队变成了前队，依然坚若磐石地抵挡着一波又一波的人潮。我看了一阵子，就发现“主力军”们非但没有统一的指挥，人们都是各自为政凭热情行动。而红色工人兵团则不光有人指挥，且下面的战士都听命令守纪律。这也是当年造反派与官办保守派的明显区别。

直到半夜两三点钟，我睡在苎溪河下游的家中，还能听到相距约一公里远的红星桥头传来的歌声和喊叫声。

就在当天下午，也有些人抄另外的小路绕过红星桥，三三两两地赶到了落凼。不光是去声援的“主力军”，也有许多是看热闹的人，其中就有我那刚小学毕业的小弟声远。但不管是去声援或看热闹，他们一进入落凼，便被严阵以待的“红色贫下中农”俘虏。小弟后来告诉我，他和几个少年一起，被押进一个真正的牛棚里关了起来。当地人根本不听他们分辩，农民们说凡是城里来的都是“翻天派”，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直到天黑后，那两位手执扁担守在棚外的农民被吆喝去公社吃干饭了，小弟他们才连夜逃回了家。

当时，亲历过“落凼事件”的李森还是一个刚满18岁的高66级学生，他参加的组织是“红旗公社”（属赤旗派）。四十多年后，在市人民医院CT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的李森，亲口对我讲过他在“落凼事件”中的经历。

1967年2月14日那天，李森和同学们安静地在学校写了一天的大字报，他们没听到任何有关落凼的信息。直到晚上7、8点钟，冬天的夜空早就漆黑了，他才和同学们一起步行离校回家。当这一群男女学生走到东方红广场时，就见到那里聚集了许多人和空汽车。有许多人在吵吵嚷嚷，说是有赤旗的战友到落凼宣传《十六条》，被当地走资派蒙蔽的农民扣押了，我们应该去将战友们解救出来。这十几个还饿着肚子的学生们一听，马上就跟着激动了，根本顾不上各自家里的父母还在等他们回去吃晚饭。李森和同学们便爬上了一辆带篷的大卡车。李森说，那车厢内除了一个空汽油桶外，连棍棒都没有一根，绝无半点武斗的准备，大家都以为只是去辩论一阵便解决问题。

不知道是几点钟了，直到每辆车都上了些李森这样临时凑合的人，就出发。浩浩荡荡地一共有23辆车，去的人多半都是赤手空拳。无组织无准备，碰上了就去了，纯粹一群乌合之众。

车队没走红色派设防的红星桥，经沙河镇上了那条又窄又烂的土路。颠簸着进了两边是山的落凼丘。清冷的月光下，就发现前面的路上横着许多条石，就判断对方早已严阵以待。车队正准备往后退，山坡上又滚下来很多大石头，将后面的土路截断。车上的人正慌乱间，两边山坡上便亮起了许多手电，响起了阵阵恐怖呐喊，无数石头从天而降，砸得车篷和车头噼噼叭叭响，中了埋伏的人们就惊惶失措地跳下车往回跑。

李森刚跳下车，左后脑上便挨了一石头，鲜血马上便流了出来。旁边一位姓柳的女同学将手绢递给李森，还没捂住伤口，李森右脑上又挨了一石头，他说只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声，便倒在地上。后来听说，李森昏倒后，同学唐先觉曾背着他往包围圈外跑了一段路。有三个手持锄把的农民冲了过来，将唐先觉打倒在地，唐同学滚下了山沟，便顺着山沟跑了。被扔在地上的李森就落在了农民手中。

数十年后，李森还对当时的体验记忆犹新。他昏倒之后，并未“不省人事”。他说，清清楚楚地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漆黑的地方，突然就看不见天上的星月和闪烁的手电，也听不到喊打喊杀的呐喊了。他说，自己没感觉到伤痛，只是非常奇怪，就想，我到了什么地方，为何没一个人，没一点光亮，没一丝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李森醒过来了。发现自己背靠着一个谷草堆坐在地上。他不知道唐先觉曾背着他跑，也不知道农民怎么样将他拖上了山。此时，天上有一弯冰冷的明月，身边有同班男同学杨明富，女同学曾仁权。这时，他左脑上的伤口还在淌血。

第二天一早，据说是防止造反派来抢俘虏，李森和那两个同学被“红色贫下中农”用竹蔑条五花大绑，押着往大山深处转移。走出不远，走上一片冬水田的田埂时，他们见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年男子倒在田埂下面冰冷的冬水之中，这人的头被打破了，白色的脑浆和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变色。想来才被打死不久。

三个什么坏事都没干的中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女生，就被竹蔑条五花大绑着“接力”转送，都不知道要被送到什么地方，受到怎样的处理。直到晚上，押送的“红色贫下中农”没给李森们松过一次绑，没让他们吃过一顿饭，还几乎将他们“处理”掉。好在当年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生命力正强盛，还能捱过去。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森们被押到了开县白果大队一位姓张的队长家里。被竹蔑条五花大绑地捆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学生们甚至连大小便都没有。押送者走了，那位根本不了解万县市情况的农村干部才给他们解开捆绑，让这两男一女在冷水中洗了洗身上早已结痂的血，忠厚的张队长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17日一早，张队长对学生们指示了返回万县市的方向，就放他们各自逃命了。返程的路上也还有风险，这些我也就不说了。其中的困苦艰险，就留给写得一手好文章的退休李主任以后写回忆录时使用吧。但从李森和同学们的亲历，我也大体知道“落凼事件”是怎么一回事了。

所谓“落凼事件”是万县地区文化大革命史上的第一次武斗，双方的宣传机器都曾作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指责对方制造了“惨案”“血案”，打死打伤了多少革命群众，烧毁了多少房屋，破坏了多少国家财产。就连在不久后进行的“镇反”运动中，官方的文书也将这作为“主力军”的主要罪行。后来的武斗越打越厉害，所谓的“惨案”越来越大，“落凼事件”就被抛在一边了。据我所知，没有人为这事件中的死伤者负过责。

第二天，我照常上白班。当我和王师傅干完活儿靠在粮垛上抽烟喝茶时，他就说起昨晚厂里的红色战团也奉总部的命令到红星桥去堵了半夜，他们如何纪律严明令行禁止，“主力军”如何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经历过多少次冲击而巍然屹立，过不了桥的“主力军”最后只得作鸟兽散。虽然没有参加组织，但我内心一直是站在造反的赤旗派一边的，便对他的夸耀不感兴趣。只是我严守着在厂里不表明观点的自律，闭着眼听他吹。他吹够了，我的气也歇得差不多了，便去帮女搬运工背米，搞我的“义务劳动”。

文革中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67年“一月风暴”中，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夺权后，除军队之外的国家机器几乎全部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