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章乃器在“文革”中的两封信

在本文中，我首次披露父亲晚年的两封长信，一封是写给周恩来的，另一封是写给我的。这是他在一生最清醒的时刻，所作出的政治遗言和对后代的遗训。

第一封信：正本清源，质疑“文革”

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来的信，长达12400字，他交给母亲后，母亲当时没敢发出。直到周公和父亲都逝世后，才交给了陈云。

父亲在信中指出，由于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多年来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恶果。他认为思想根源在于教条主义的定型论。他首先谈到了血统论：

“血统论在‘五四’运动中，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已经没有人敢于流露‘龙生龙凤生凤’一类的说法了。何以现在反而重新有它的市场呢？我们想，这真叫做‘死灰复燃’，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当然也是见不得太阳的。”

“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有方向性的定见，但决不可以有胶着于一点的、一成不变的成见……脱离实际就一定犯错误，甚至反动。所以方向性的定见不可无，一成不变的成见不可有。

当然血统论问题的解决，最好是让血统论者自觉地起来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可是当这些人陷入成见的深渊，又有一些群众（尽管仅仅是一小撮）在他们的周围时，要他们这样做是困难的，这就需要领导上对他们‘大喝一声’，才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二年以前的武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可称为‘变触之争’的军阀内战的‘死灰复燃’，我们当时曾经多么迫切地希望他们自觉地停止下来呀！但是，他们的成见和周围的一班人，使得他们失去了理智；他们仍然在兴致勃勃地把武斗当作一种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来干，是在毛主席对他们‘大喝一声’之后，武斗才算真正停止下来了。血统论者恐怕也需要这样，而现在正是对他们‘大喝一声’的绝好时机。”

“当然人是可以改造的，成见是可以化除的，但这只适用于普通人。有权威的人的成见是可怕的。”

父亲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提出批评:

“在保密的状态下发动群众，那个发动群众就只能是过场，理由很简单，既然是保密的事，群众就不可能深入了解情况，让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参加工作，当然只能是走过场。”

“为什么公检法要有那么多的保密呢？是否国家工作的保密，应当只限于国防、外交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呢？我从旁观察，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领导的不满，重要的可能就是新闻封锁的过严的保密的范围过大。前者表现在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风起云涌，后者表现为档案的遭受冲击，这就发生了泄露机密和档案损失等不应有的事故，而且还可能有奸人从中捣乱。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仍然屹立。这足以证明，适当放宽新闻封锁和缩小保密范围，更绝不会影响国家的安全。”

他也不认同当时制造战争气氛的“世界大战周期论”：

“历史上的世界大战一共只来过两次，有什么规律性可以建立周期论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过了百十年的探索，建立了经济危机周期论，也早已被事实冲垮了。根本上，这是把自然现象的规律应用于社会现象的错误，不但错误而且还可能反动。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在还在流行的世界大战周期论，是说大战周期是二十三年，现在早过了，所以不久便要爆发了。这就把不怕战争的教导变成好战的叫嚣，显然是对我们有害的，应该在大破定型论的潮流中，赶快把它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共同纲领》建立起来的民主协商制度，父亲有自己的理解：

“回忆解放以后，在民建会起初是有人不许自称政党（施复亮），以后是不许自称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吴大琨等），再后是不许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孙晓村），甚至对外不许宣传社会主义更不许说解放全人类（许涤新）。在这种种不许讨论未来理想的束缚下，政治学习就完全陷于表态的导演和说话的技巧。这种情况，如果现在不记录下来，将来有人提示，可能连我这个身历其境的人都不肯相信哩！民革有一位老者还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学习不过为的是明哲保身，为什么又要批判明哲保身思想呢？可见其他的民主党派也是大致相同的。我当时是反对这些的，但由于我自己的认识水平有限，我就无力纠正这些错误。这也可以测定民主党派没落的必然性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用不革命定型论把自己限制好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趁着有关人物还多数健在的时候，询探他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和预期后果，然后加以分析总结，这可能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教训。”

父亲在信中以很大的篇幅，谈到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

“阶级成见是剥削阶级的东西，而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剥削阶级正由于坚持阶级成见，所以看不见工农分子的新生力量，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途。他们早思夕想的，消极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积极的是垄断产业，传之子孙。这里重要的是‘保守’‘垄断’‘子孙’三个概念。所有世袭制、遗产制、门阀制乃至血统论，都是从这三种概念发展起来的。剥削阶级原想利用这一套，把奴隶、农奴、堕民、雇佣劳动者、有色人种等等，永远踏在脚底。但，已有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他们自身的崩溃倒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时候，就知道了无产阶级科学的阶级观点，是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剥削制度，对于剥削阶级的人则认为一般是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改造的。这种观点，完全符合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符合‘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于我国革命事业是起过巨大的作用的。但尽管如此，二十一年来的宣传工作，对此都有多次很大的反复。反复的由来，按照李维汉的话，是由于党内有反对统一战线的一派，毛主席的文章也提到过这些，但似乎是早被克服的‘左’的倾向了。我所亲眼目睹的是，民主党派内一些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动摇分子，还在三反五反时期，他们就嚷‘共同纲领’过时了。他们所求的不是革命的利益和‘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而是自己‘进步’的表现。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

民主党派的任务，应该是把自己所属阶级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党反映，并适当地向社会报导。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同时，对于经营管理、生产组织等方法，则应一分为二，取其精华部分，按新观点加以整理，推广全国。列宁曾经号召苏联国家企业向德国容克世家和美国泰莱制度学习哩。”

“反马克思主义的、把阶级仇恨集中在人的错误倾向，近年来有所滋长。这是使人十分遗憾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正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这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成见的死灰复燃，必须给以彻底的清除。”

他还引用了自己在大字报上所见刘少奇检查的内容，大意是：在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还没有杀尽以前该怎么办？杀尽以后对他们的子女又该怎么办？并谈了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给予我的教训是，凡是事实都必须揭露。凡是可能的危机都必须揭发。否则便有可能给革命以隐患的灾祸。讳疾忌医是唯心主义，怕得罪人当然是‘私’字作祟。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现在敢于明确说，在专政的名义下掩盖着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图。”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父亲又举巴黎公社颁布的法令为例，说明革命专政不应与暴力划等号：

“巴黎公社竟不是古代野蛮专政的复辟，刚好相反，它是杜绝一切复辟的可能的。只提出当众烧毁断头机一举就足以说明，它把古代野蛮专政的残迹都消除了。……所以那些一提‘暴力’就理解为‘越暴越好’的人，实在不能检查他们头脑里的暴君和军阀思想的残余呀！同时也要注意，提出一个口号，引用几条经典著作的文句，发表几篇目的就在于借以吓人而不是为着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文章，完全不提具体做法的一整套，显然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对革命有害的。”

他接着又谈到“专政对象”的人权问题：

“据闻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不受理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的来信来访的，这就把国家工作中最容易发生弊害的方面掩盖起来了。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正面的违反。毛主席说得那么清楚（批评）‘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提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表现了多么伟大的胸襟呀！现在有什么理由屏绝这数以千万计的六种人的呼声呢？这是不是如上文所说的那些新老爷为着保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防止被专政者的呼声上达的隔离政策呢？”

对于“文革”中大量的冤假错案，父亲是这样说的：

“在公检法和文教战线上。又有这么一些‘斗士’，他们的‘特长’就是从无辜者的身上找出罪状，于是在他们的手里，就制造出成千上万的无罪的罪人。他们是最危险的‘斗士’。而他们也为老爷们所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制造出来这么一大批‘替罪羊’，不但使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老爷们平安‘过关’，而且还可以表功。”

“这些‘斗士’还有一个法宝，叫做初审判决定型论，或者基层判决定型论。他们反对上诉、申诉和复审，更痛恨平反。他们要千方百计使得这些规定都归于无效，使得他们所找出来的罪状，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

父亲举了改造战犯的成功范例之后指出：

“又据我了解，劳动教养的成绩就很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这就不能不有所拒抗。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的自由的教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这难道应该忘记吗？现在有些人对于要求有合理的、必要的自由，就认为是自由主义，从而无端限制乃至剥夺别人的自由，作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措施，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除了劳动教养以外，那种由于阶级成见对于剥削阶级分子乃至他们的儿女，无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都是在判刑的时候就已经造成被判者的不服。这就注定了改造的结果完全落空。这些改造机关也自己知道改造的无效，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又把这些刑满释放或教养成功释放的人又拘禁起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这种人显然是没有社会地位可以兴风作浪的了。重拘一面表示自己的虚弱的一面，一面又使改造工作失去威信，这一切无理而又非法的事情，则是应该检查纠正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财产的行为，父亲有如下评论：

“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不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父亲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历尽忧患的一生中，如何靠着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在几次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名利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所作的抉择。并且说：

“最近我都想凭两条腿走万里路，借助于车船交通工具，计划在三五年内，走遍祖国的大地……甚至还想，象我这样的人，大可以过一种到处为家、日新月异的生活，把这个定型的家也破了。”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挫折和打击也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现在我更加热爱我这颗童心。”

父亲在信的结束部分说：

“活满74岁了，健康未减，看来还要活一些年。活下去？为着什么呢？只能为着要看见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实现。人总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他自身发展的历史所规定的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