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西方文革的研究

作者:发布日期:2000-11-30

「徐友渔:西方文革的研究」正文

首先,我声明我搞文革是业余的。我原来是搞西方哲学的。我看了西方学者研究文革的文献,觉得人家远远领先于我们,我们90年代的研究比西方70年代的研究还落后。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怎么能这样呢?因此我才转向文革的研究。我并不准备研究文革的意义,历史地位,我认为,首先要把世界上研究文革的流派观点梳理清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四川有一位数学家,证明了一条定理,很高兴,人家却告诉他这条定理200年前法国就有人证明了。我想在研究文革之前,首先了解很多有智慧的学者做了什么,再审视自己的思路还有没有意义。做学问之前一定要知道别人做了什么。

研究文革,要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纠缠于历史旧帐。比如腐败问题,有人认为一定要由文革这样的运动才能解决,但我经历文革,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人说文革体现了一些民主思想,毛泽东说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具有一定道理的。但毛泽东的原文是“从天下乱到大治,七八年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要跳出来。”七八年人家不跳出来呢?是不是要揪出来?这哪有什么民主?

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研究最全面的是西方。一方面,西方学术比较自由。一方面,带有最新的学术成果。而中国学者很多名为研究,实际上是报告文学,西方研究实际上独霸天下。哈佛大学就打算编一本包括所有研究文革文献的全书。

一般认为文革始于1966年5月16日,但实际上1965年底姚文元就开始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1月1日,北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愿子等七人就写了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享报”,人称点燃了文革的烈火。文革才开始,不过两个月,西方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就出来了,西方学者的学术敏感性不得不佩服。《共产主义问题》杂志,9月份第5期就登出文章《毛主义是什么?》从第六期起,每一期都有专题讨论,栏目名叫《新革命》,延续了几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高德公司,它的社科部从1966年夏天开始研究,67年出了一本书《中国的文革》,研究五个问题。一、毛泽东与其他同志发生了分歧,产生权力斗争;二、为什么会有分歧;三、周恩来的作用;四、文革时的外交;五、农村问题。1971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了一本书,研究文革的过程。1974年,澳大利亚人波什出了一本专著,专门研究浙江的文革。波什有有利条件,文革时他被破例允许留在杭州大学任教。

可以把西方对文革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西方学者主要研究文革中的权力斗争,文革不断打击走资派,不断推翻领视,为什么会被打成走资派?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深入到社会层次。群众运动不是乱来的,而是分成派别的,西方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49年之后的社会矛盾,这种观点是中国学者万万想不到的。文革后期,广东许多积极分子面对政治清算,不得不成千上万地逃到香港去,因此,各市地多西方学者就跑到香港去,专门寻找这些人来研究。第三个阶段是80年代中到今。以前西方学者的资料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之后,资料有所公开。瑞典斯哥尔摩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主任在北大泡了很多年,有一次,他又到北京,他要我带他去买资料,跑了一天,什么都没买;到我家去,我把所有资料都给他看,他只看上一份,其它的他都有了。西方学者的资料的齐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西方学者对文革爆发的直接原因研究得特别多,对高层领导人的思想分歧,权力斗争研究得特别多,而对中国民俗,社会结构等深层次的研究较少。比如一个高中男生批斗一个女教师,这从人性角度怎么讲?又比如北京的女红卫兵打死了很多教师,这又怎么理解?我觉得可以从几千年的文化中寻找答案。

西方学者研究文革主要研究几个方面。一个是文革的基本情况。文革发生了很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西方人隔得远,没有主观情绪,有些事情搞得比我们还清楚。毛泽东的特派员去武汉,被军区和群众组织扣押,暴打一顿,而当毛泽东也在武汉,他不得不赶快飞到上海,否则也极有可能被“叛军”扣押,为什么连毛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林彪作为接班人,副帅,为什么要叛乱、叛逃?这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不把基本事情搞清楚,怎么研究文革?又如二月逆流,西方学者注意到,不只是叶剑英等上层领导在反对文革,与此同时,全国各省都在捉人,捉了成千上万的人,监狱都有满为患,群众也上街游行。又如北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愿子写大字报,毛泽东不通知其他人,就叫彭真拿到新闻联播广播。西方有的学者认为是彭真指使其老婆指使聂写的,但我也到北大了解过,有的人认为聂是白发写的。聂愿子是否是自发写大字报,关系到文革爆发的深层原因,我们有些人连这样的事情都搞不清楚,就一揽子地说文革的意义是什么。

二、文革的原因。第三个方面是红卫兵问题,第四方面是文革期间的经济军事外交情况,第五方面是文革的后果。前三个我待会重点讲,现在先讲文革的后果。西方学者一开始就看到文革对中国未来有重大影响。他们认为,与文革的初衷相反,文革动摇了党的领导,动摇了党的权威。毛为了打倒一些领导,把他们的丑闻揭露出来,而这些人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文革实际上打破了这种威望。西方学者认为,文革使中国人有了更大的独立性。文革之前,一个人的老师,入团、入党介绍人对他有如上帝,文革全,人们明白自己要有独立性。一个红卫兵头目说:“那时候八亿人一个脑袋,文革的后果就是八亿人八亿个脑袋。”西方学者认为,文革使得中国整整一代人的纯洁和真诚失去了。他们为毛主席抛头颅、洒热血,但最后发现这竟是一场政治骗局。这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东西,而且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文革的一个后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际关系。49年之前,中国人际关系以家庭为中心,49年之后,人际关系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夫妻父子之间也要划清界线。文革使得人们发现,同志关系靠不住了,于是又转为49年前的状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后,革命原则荡然无存。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这是一个很魅力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建立的制度打碎?这是很难理解的。西方学者对此主要有三种回答。一、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思想不同。毛泽东有敏锐的革命性,他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此时官僚集团与人民的新一轮矛盾又出现了,即毛所说的“干群矛盾”。毛的正义感使得他要发动文革,造就一代大公无私,不为物质享受迷惑的新人。为了造就新人,就不能让老战友掌握政权。二、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文革既不革命,也不文化。毛泽东害怕自己的大权旁落,因此发动文革。毛与群众有如慈禧和义和团。出现干群矛盾,群众本来最先要找毛泽东,毛却说:“这是我的敌人干的,你找他们去吧。”而利用群众打倒政敌之后,毛泽东又利用群众的天真欺骗、抛弃了他们。三、毛泽东的思想与别人有分歧,而要贯彻自己的思想,就必须有权,即思想分歧导致权力斗争。此外,还有一些有趣的回答,例如一位学者认为,毛泽东、刘少奇这两位最主要的革命家性格不同。毛喜欢直接接触群众,刘从事地下工作,习惯依靠科层组织,因此毛喜欢发动群众运动,刘喜欢党组织,最终是毛发动群众运动摧毁了党组织。麦克则认为,如果认为毛泽东只要当中国人民的领袖,就太小看毛泽东了。毛泽东要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的贡献,毛无法与之相比,但讲个人魅力、能力、资历,赫鲁晓夫都无法与毛相比,为什么毛还是做不成领袖?这是由中苏两党、两国的实力决定的。因此毛就想通过继续革命,把制度搞好,解决苏联出现的干群矛盾。赫鲁晓夫提出“全民的党”,毛就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一搞就灵。

一开始西方学者不了解红卫兵,以为是义和团,比如北师大一群学生去到曲阜,把孔庙砸了,这在西方人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但西方学者很快认识到,红卫兵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成不同派别。他们发现红卫兵分派有一条规律:全国都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这反映中国的社会矛盾。他们发现团员、党员多为保守派,而造反派多是吊儿郎当的人,他们的身分地位决定了,他们一派要维持现有秩序,镇压地富反右坏,一派要打碎党组织。为什么红卫兵会由人变成禽兽呢?当事人都认为,自己是为了毛主席,为了理想,为了革命,为了革命事业代代红。西方学者不信这套,认为这是为了获得利益。当时上大学,首先是家庭出身,党员最好,团员也行。而在中学,为了利益,竞争也是无所不同其极。例如,中学里盛行检举自己的父母以示政治觉悟。西方学者在广州一所中学做过调查,发现一盆脏衣服,顶多十分钟就会不见,因为谁都不想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竞争的激烈造成了深刻的矛盾。

时间不多了,现在再介绍两个文革论。西方有些学者认为,文革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上层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群众的文革。你说他是思想分歧也罢,权力斗争也罢,反正有一个上层的文革。而毛泽东为了打击政敌,放松了对群众的控制。下层群众的文革性质是反官僚,这虽然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但下层群众显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民群众在利用这个机会来发汇自己的不满。当时三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战斗队,可以宣传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半政党。有的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人拥有了言论和结社自由。造反派实际上拥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地盘,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毛本来说文革搞一个月,后来改口说搞三个月,后来又说搞三年,结果搞了十年。这表明,毛泽东本来想运动群众,结果控制不了群众,变成是群众运动毛泽东。看似是群众围着毛泽东转,实际上毛泽东控制不了群众。但以我的看法,实际上,人民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看似是无法无天,想骂谁就骂谁,连国家主席都能骂,但是,毛泽东不能骂,林彪不能骂,实际上江青也不能骂,否则扭送公安机关。而造反派、保守派实际上都是由军政势力控制,离开军政势力,两派都不成气候。

上一篇 」 ← 「 返回列表 」 → 「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