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镜片让双眼昏花――所谓的“文革”民主现象

“文革”是一场浩劫，在这个总体层面上做出的估价几乎没有异议。但由此开始，社会的思辨就分叉了。一种说法是社会浩劫，也有说法是文化浩劫。所谓“文化浩劫”的说法，并不以为“文革”现象是中国传统一路走来的惯性，不是这个国度颇有城府的宣泄。如果“文革”说是外来的“主义”作祟的心灵梦游，那么又如何回顾秦家老爷子的“焚书坑儒”的风萧萧呢？非要裱装自己的传统是纯洁圣明的，为的是比照出别人病入膏肓，癌症也就不需要遗传研究，靠着开办呼吸道发热门诊就可以了。

“文革”是我们思想主题，无以逃避。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都会用自己的视野和感受体会个中滋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或许靠传说或许靠评说来恶补自己的失落。这个因素无疑左右着主观思维，更何况目前所能揭示的“文革”远非达到立体的全场景的回顾呢！“文革”还没有达到宽银幕的水准，甚至还是缺乏灰度的黑白素片，再加上失语，也就差不多是卓别林才能极近才华的默片。当再被强制投影到众多人们的思想上的时候，那个时代又怎么能连贯地迈动真实的节律呢？

一个社会普遍的精神准则是什么呢？我们将这个精神准则描述为文化哲学。如是说来，观察一个世界是“方法论”，理解一个世界是“价值论”。当信奉一个被称之为“真理”的东西时，所有方法的目的就是抵达或者接近“真理”。这个“真理”在我们传统意识中被认定为“天”和“道”，也就有了明慧至极的哲人。这就是我们非常习惯的“实践――理论――实践”直至掌握真理的思维定势，从小学启蒙甚至从延安窑洞精心编制出来的心灵模式。当我从毛泽东那里跨越斯大林、列宁乃至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学说追踪到费尔巴哈和黑格尔那里的时候，蓦然发觉，哲学的焦点并非是关于“真理”的识别，而是关于“价值论”的辨析，也就是“人的价值”。从那个点位开始，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用来支撑“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终结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否定了“价值”的精神意义，也就是用所谓“社会”的物质财富的精神质体的“人格”取代了“精神价值”的“人格”。

对“文革”，很多思维的出发点就是用所谓“辩证”的方法来追究历史事实。这些思想，并非想从一个个具体事实得到人和社会的价值认知，而企图论证“动机和效果”之间的差异，甚至推导出来局部否定整体的奇见。冷眼来看，无非是锻炼着“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和相互否定的“矛盾论”的技巧，从来不以为一个浩荡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精神来讲，是一个包含社会价值并且为着社会价值而存在而发展。在“方法论”的世界观的理解下，最完美的追求也不过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宏大历史题材。那么也就安心在“两分法”的必然和“矛盾论”的“绝对”中，我们可以超豪华地坐着螺旋式发展的过山车。

“两分法”，当然可以轻易勘探出来两个“文革”，也就兴高采烈地自诩见地如何非凡。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地剖析一切，一定就是绝对的法术，这样的功力不仅可以适用于“文革”，也可以适用于毛泽东甚至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等等等，然后深深叹口气道：人就是矛盾的，伟人罪人都不可分割地好坏同体，好人办了坏事或者坏人做了好事，最终飘然降落到“和二而一”的混沌。对于历史、对于幸福或者悲惨，甚至其它一切一切，都可以如此地悻悻然。

用“方法论”作为培养基，并不能生长世界观。这个道理在于人们的思维并非是客观世界的镜像。“理念”之所以成为理念，在于人际间价值认证的决定性作用，无论这个价值是关于道德的还是关于人性的甚至是关于生存的。是“人的价值”构成世界观的主体，并由此形成是非曲直的判断依据。而所谓“辩证”之类的说法，如果是“唯心”的，倒是用价值尺度做衡量；如果是“唯物”的，连猪脑子和人脑子之间的区别都多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两眼昏花的毛病所在。

影响人们判断“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缺乏更清晰更真实的资料。迄今人们能从正常途径获得的资讯几乎全部都是被许可、被滤清的，甚至不乏是被伪造、被变造的。“文革”，自打在毛泽东的心情中酝酿开始直至停止呼吸，绝对还有更庞杂更细节的主意，但是我们看不到。拿出几个亮晶晶的话语用作一个时代的交代，好像满盘战略就靠收官打劫来争夺大是大非的精密。说“四大”是民主，不仅是对“民主”的曲解，也是对史实的伪造。只有所谓的“四大领袖”和毛泽东做过委屈的争执，毛泽东向他们直言过什么，其结局如何？很多人以为刘少奇是被毛泽东发动的群众运动推倒的，这是事实吗？政治过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胜负手，是毛泽东摆脱开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暗中调动三十八军包围北京。其行径之诡秘，不仅绕开了周恩来，甚至也避开了林彪。这样的民主，别说人类的现代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中，恐怕明成祖也大逊风骚。

一些当年冒充天兵天将的“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老红卫兵”，淡漠掉当年的骄妄却认真反嚼当年未出茅庐的天真，模仿口香糖的粘稠就以为浓缩了民主，大抵在于斤斤计较自己是否精华而已。“四大”之“大辩论”确实是“文革”现象，但其它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包括“向党委提意见”等，早在“反右”时代就作为“阳谋”的神奇利器，埋伏在社会思维必经的大道旁。所谓“文革的民主”，其实就是“毛泽东的民主”，说到底就是钦定的、恩准的民主。当毛泽东调动军队“政变”（贺龙语，他为此付出周恩来都不能救助的生命）的时候，怂恿下的骄纵和倜傥当然浑然不觉伟大舵手在驾驭无知的心灵，也就青春期地浪漫自己的革命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