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

作者:发布日期:2004-06-30

「周国平:永远感谢郭世英」正文

郭世英:郭沫若的第六个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X诗社。1968年4月19日早晨,郭世英被非法绑架关押,22日,被迫害致死。当时年仅26岁。

没有上完一年级,郭世英就离开了北大

当列车到达北京站时,我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

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

后来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他们三人出事。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

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

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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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我永远感谢郭世英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

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对于我来说,一年级上学期成了不折不扣的俄国文学年。

一年级下学期,世英的情绪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他用钢笔描画了一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贴在床边墙上。他说自己颓废,并且开始读有颓废色彩的作品,例如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阿尔志跋馁夫的《沙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听了他的盛赞,我也读了这些书。他还发现了海明威和雷马克,在他的带动下,我读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和一些中短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海明威的语言艺术使我耳目一新,但我那时候还不能真正体会,更喜欢保留了较多传统手法的雷马克。世英的这些书都不像是他父亲收藏的,大约是他自己从旧书店淘来的。

当时有少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世英常常带到学校里来,我也蹭读了几本,记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椅子》。爱伦堡也是世英喜欢的作家,他当时已读《人,岁月,生活》,我在若干年后才读到,当时只读了《解冻》。在同一时段,世英还迷上了尼采,不过我在他的案头只看见一本萧赣译的《札拉斯图拉如是说》,因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没有读下去。有一回,他拿给我一本内部资料,上面有萨特的文章,建议我读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义。在尼采之后,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我曾向他借这本书,他没有答应,笑着说:“你也想读?早一点了吧!”如果说一年级上学期是我的俄国文学年,那么,下学期即1963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的现代思潮年了。

我永远感谢郭世英,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带到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大门前。我从这些伟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仿佛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家园。有了这个家园,当我面对僵化的课程和环境时,就能够保持一份内在的自由,也保持了一种免疫力。(李 瑛/整理)?

摘自《我的心灵自传》/周国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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