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海龙：南海问题面面观」正文
鞠海龙：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南海战略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海权战略、南海问题、地缘政治、海权强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海洋政策研究。鞠海龙教授已出版个人专著6部：《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海南侨务工作概论》（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中国海权战略》（时事出版社，2010年），《中国海权战略参照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1~2012）》（时事出版社，2012），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海上地缘安全战略研究”、教育部一般项目“南海周边国家与地区南海政策与我国南海维权”、广东省教育厅重大攻关项目“南海开发与广东海洋经济建设”、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南海海洋重大战略问题研究”、重点项目“菲律宾与马来西亚海洋问题动态”、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九段线巡航实践的法理研究”等重要课题，是国内研究海权与南海问题的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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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些年，南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您一直长期关注和研究南海问题，能否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南海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鞠：南海问题的由来非常复杂，而且时间相对久远。从主权所属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国渔民、沿海行政机构自古以来就在南海地区岛屿及附近海域活动和行使有效管辖权。19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殖民统治的日渐深入，南海海域中的岛屿逐渐进入西方国家的文献记载。在西方的记载中，包括英国海军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南海航行指南》等书中都明确记载了当初英国探险者初登南海岛礁时遇到中国海南渔民的情况，以及相关岛上有中国渔民所建的小庙宇等情形。根据一些语言学者的研究，当初很多英文命名的海岛其实都是中国海南方言的音译。这些相关记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国对南海岛屿的历史性权利。
19世纪后半期，西方殖民者在南海地区的活动逐渐频繁，对中国一些岛屿的偶尔登岛活动和侵犯活动也逐渐增多。随着西方殖民者侵犯活动的增加，清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维权行动也相应地开始增加。其中包括对西沙的考察和对南海部分海域的官方巡弋等主动出击的行为，也包括针对日本商人盗采南海岛上磷肥等非法行动的外交抗议。
民国时期，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南海权益的侵犯逐渐增加。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法国越南殖民政府侵犯中国南海九小岛事件。抗战时期，日本又占领了所有南海诸岛。
追述南海问题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殖民者对亚洲的侵犯和二战期间日本对东亚地区的侵略战争是当今南海问题产生的由来之一。
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待南海问题的缘起，我个人更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从19世纪初开始西方殖民者对南海地区的影响已经逐渐延伸出一种新的与历史上中国清王朝（以及之前的历代大一统王朝）所主导的不同的东亚秩序。这种新旧秩序的更迭，以及其中所夹杂的西方国际法规则、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念等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雏形对旧有以朝贡体系为外壳，以中原文化为内涵的东亚国际政治体系的严重冲击，最终产生出当今南海问题的一系列争端和日趋复杂的矛盾。
如果用简单一点的语言解释这种学术性的缘起观点，我想可以找到几个佐证的思辨点：
一个就是如果没有当今西方的国际法体系的创立和发展，那么也就没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外大陆架等等国际法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些国际法的概念，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的利益诉求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强烈，南海问题也就不会有这么突出的矛盾冲突性。
另一个就是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主导了当今亚洲各国的发展模式。南海周边国家也不例外。当今的越南、菲律宾等国经济发展的确比较快。但是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采用能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国家发展的速度和能耗增长的速度基本上呈正比。这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各国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更加强烈。这也是南海问题为什么越来越热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思辨点是，国际法的很多观念性的问题模糊了客观现实的真实面目。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很多外国学者批评中国过去没有有效管辖我们南海所属岛屿，认为这是其他国家占领的合法理由。他们的这种观点是非常荒谬的。我曾经去考察过南海的部分岛礁。即便是现代化的条件下，在没有专门补给的情况下，人都是非常难以在南海小面积的岛礁上生存的。根据我们自己的历史记载，我们的渔民在这些岛上的生活规律一般是随着季风的变化和鱼群的活动规律来进行的。通常在某些岛上生活几个月，或者半年。即便是现在，在没有外部补给和现代化的设备的条件下，南海很多岛上常年生活都会是很大的问题。因此不能说别的国家占领了我们的岛是因为我们没有有效管辖。在那种情况下，教条地套用有效管辖的解释是根本不现实的。即便现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所占领的岛礁上如果没有后期的建设，他们也根本无法生存，甚至连中国渔民的阶段性居住都做不到。他们之所以能够驻扎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参考了后来的国际法原则，采用了非正常的手段（军事手段）才实现了现在所谓的有效管辖。不过这种所谓的有效管辖是以非法占领为前提的。即便长期驻扎在那里，也不能算作是一种主权行为。
南海问题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争端矛盾尖锐化、问题复杂化、战略迂回化、影响深远化。中国在应对南海问题方面，包括主权维护、地缘战略环境的改善、海洋经济建设、周边战略环境的维护和巩固等等都存在很大的压力。
所谓争端矛盾尖锐化主要是指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南海政策日趋激进化，相关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性日渐加强。
问题复杂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南海问题已经进入国际化状态。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已经根据各自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确立了相关的南海政策，而且这些区域外大国的政策已经与区域内国家的南海政策密切相连，甚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南海问题的矛盾尖锐化。第二个方面是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趋于强硬之外，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动了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发为南海问题的和平协商解决带来了非常大的阻力，同时，也为南海问题的最终走向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的因素。第三方面是国际舆论对南海问题的倾向性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决争端问题的难度。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舆论的引导能力是非常强的。2009年以来，西方媒体基本上主导了南海问题国际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虽然有很充足的历史证据和现实依据，但是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方面却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这种国际舆论强势与弱势的对比状况对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判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促成当今南海问题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略迂回化和影响深远化主要是指美国在亚太战略整体框架下调度南海问题的发展，而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南海问题的过程中，很难从战略高度上将二者整合，做出有力的反应。美国的这种战略迂回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南海问题关系着中国的主权利益，更关系着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实际上，美国“重返”亚洲以来，南海问题重新成为热点问题，对中国的确构成了重大的战略压力。但是，这并不是对中国最大的战略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南海问题的持续发酵彻底瓦解了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苦心经营的“10+1”经济合作战略的全部战略效能。时至今日，南海问题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中国与东南亚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在安全与政治关系方面的对立已经彻底堵塞了中国通过“经济合作――经济结构性战略关系的建立――政治安全合作”的战略发展通道。美国亚太宏观战略框架下，中国想要实现战略超越是非常艰难的。随着近几年国内对海外争端部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中国应对南海问题的战术压力难免会对战略判断有所影响。
问：我国对南海问题的研究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鞠：中国的南海问题研究可以从具体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梯队的基本状况两个角度来考察。
在研究成果方面，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史地、国际法、相关国家南海政策等方面。其中，历史研究可上溯至清末及民国时期。19世纪30年代法属越南殖民政府占领南海九小岛时期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调查、命名，以及1947年中国政府再度对诸岛考察、登记、更名并颁布“南海11段断续疆界线”等基础调查研究为我国的南海历史性权益提供了国际法基础。
20世纪80~90年代，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台）陈鸿瑜《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戴可来《越南关于西沙、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等研究整理了自东汉《异物志》到清末《广东水师洋防辑要图说》等有关南海诸岛的史籍，梳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国政府维护南海主权的相关史料和国际文献，批判整理了越南南海主权主张的依据，为南海问题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地理方面，南京大学地理系和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测算和实地测量的“南海九段线地理坐标”，广东省海洋地质调查局制作的“南海海底地形图”，以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绘制的“南海油气资源地理分布图”为我国有针对性地应对南海争端提供了现实而科学的依据。
国际法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有（台）傅昆成《我国南海历史性水域法律地位之研究》，刘楠来《从国际海洋法看U形线的法律地位》，以及吴士存的《南沙争端的起源和发展》等。相关研究提出了以历史性水域概念，或岛屿归属线的概念，解决U形线的国际法适用问题，以及以“时际法”、“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原则批驳越、菲等国南海权利主张的观点。
2009年以来，《东南亚研究》、《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当代亚太》、《现代国际关系》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我国南海维权的国际环境，以及越、菲、马、印尼、美、日、澳、印等国海洋安全和南海政策的论文，初步梳理了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的有关政策。
2010、2011年，上海交大傅琨成“南海地区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策略研究”和南京大学沈固朝“民国时期中国政府维护南海主权的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先后获得重大资助，这为南海争端国际法和历史证据链等研究产生突破性成果奠定了基础。
在研究梯队方面大概有三大块：一个是坚持南海问题研究超过10年以上的一批学者和智库人。这个层次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国内南海问题研究先驱戴可来、韩振华等先生的弟子李金明、李国强、于向东等人，参与北部湾划界并且一手创办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士存先生等人，以及自上世纪末以来追随这些南海问题研究前辈长期从事南海问题和中国海权问题研究的学者。近年来，南海问题研究的前沿课题主要集中在这些学者圈内，而且这些学者的成果也是国内研究南海问题最多、最精华的。
另一个是南海问题执法、维权、自然科学研究的一线人员和科研人员，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智库专家。例如国家海洋局战略所的高之国、张海文，南海分局的徐志良等人，以及中海油、中远洋、中科院海洋所、渔政局、海事局等职能机构的一线专家和学者。近年来，这些一线的专家学者和上述从事南海问题研究的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智慧共享通道基本建立，彼此之间的成果相互共享。相关研究成果对国家南海问题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三块主要是拥有一定历史、法律、经济研究基础，随着南海问题的发展进入南海问题研究领域的跨界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