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纪:埃及宪政变局带来的启示

作者:郭纪发布日期:2014-02-07

「郭纪:埃及宪政变局带来的启示」正文

 

2011年1月,埃及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迫使执政近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标志性事件。3年过去了,埃及仍然没有走出政局动荡、社会分裂、民生艰难的困局,国家和人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景。

 

风云变幻的宪政之路

穆巴拉克倒台之后,埃及经历了一段革命胜利后短暂的“蜜月期”,人们欢呼胜利、显示团结、享受自由,热切期待国家的一切都变好。

埃及政权更迭反映了人民寻求变革、发展的愿望和诉求。美国对埃及事变并非一开始就支持,因为变革浪潮冲击的是亲美政权。美国的态度,经历了从茫然犹疑到看风使舵的转变。眼看旧政权倒台已成定局,美国总统奥巴马站出来说话了:“埃及政府必须制定一条迈向真正民主制度的可信、具体和毫不含糊的路线”,“愿意提供埃及一切必要的援助,争取以可信的方式向民主过渡”。英国《金融时报》也以《别阻碍埃及走向民主》为题,解释了“在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还算成功的民主政体的好处”。按照西方的说法,埃及只要建立起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政体,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动乱中接管国家事务的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宣布解散旧议会、中止旧宪法,并任命了宪法修改委员会。2011年3月,以限制总统权力为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正案公投通过。2011年11月至次年1月,埃及举行人民议会选举,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赢得议会总席位的近一半,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2012年5月到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推举的候选人穆尔西赢得选举,被公认为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新总统就任后即主导制定新宪法,同年12月,经过两阶段全民公投,埃及新宪法以63.8%的支持率获得通过。至此,埃及有了经全民公投通过的宪法,产生了民选议会和民选总统,在形式上完成了向宪政民主体制的过渡。

然而,仅仅过去一年时间,埃及风云再起,开罗解放广场再次民怨沸腾,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席卷全国,不过民众这次反对的已不是旧政权,而是他们一人一票选出的新总统。2013年7月3日,穆尔西主政刚满一年之际,埃及军方以“顺应人民的要求”的名义,罢黜穆尔西并扣押他,中止新宪法,任命临时总统,宣布将重新举行大选。世人评论:埃及的宪政民主之路又回到了原点。

 

治理国家与赢得选举是两回事

对埃及宪政变局的原因,各方舆论作了大量分析和评论。

穆尔西施政失误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穆尔西代表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伊斯兰组织,长期遭受当局压制,屡遭镇压,几经沉浮,但深耕基层,服务百姓,在埃及社会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它能赢得选举的原因。但赢得选举是一回事,治国理政是又一回事。穆兄会长期在野,几度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状态,因而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人才。大学教授出身的穆尔西高喊着“复兴,人民的意愿”和“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等竞选口号上台,但主政后却难以兑现承诺,他在遭罢黜的最后时刻也承认自己施政上有失误。舆论对他的批评,包括政策缺乏包容性,“把国家的事业和穆兄会的事业混为一谈”,逐步失去世俗社会政治力量的支持;把自己同军方、司法系统、旧官僚等各方关系都搞僵,更换军方高层,解除总检察长职务,不到一年就两次改组内阁,多次撤换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以致四面树敌;热衷于争夺权力,两次发布扩大权力的总统令都被驳回,颁布为总统扩权的“宪法声明”招致强烈批评,被指像一个垄断权力的“新法老”,并最终引爆抗议浪潮。

混乱局面客观上给穆尔西施政造成困难。政权更迭打开了埃及社会矛盾的“潘多拉盒子”,社会分裂加剧,夫妻反目、邻里成仇屡见不鲜,罢工、游行此起彼伏,广场、街头“你方唱罢我登场”,宪政民主沦为广场政治。穆尔西执政一年间,仅记录在案的示威游行就达9000多次,真可谓国无宁日。面对乱局,穆尔西深陷“两难”:总统不集中权力就无法有效施政,集权则被攻击为专制独裁;国家治理需要稳定局势,公民自由又不能压制;面对乱局,不作为反对派会批评政府无能,动用警察又被指责为镇压民主;管理国家需要有经验的官僚,旧政权又必须加以清算;不撤换旧官员无法政令畅通,任用自己阵营的人又被指责为任用亲信;媒体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反对派,打压媒体则会犯干涉新闻自由之忌,等等。实事求是地说,埃及总统真的不好当,穆尔西的活儿真的不好干。

归根结底,是国计民生不见改善。穆尔西主政之初,也曾提出过“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等经济改革计划,但一年后盘点,改善经济民生的目标基本都没有兑现。经济增长率重挫至2.2%,远低于政权更迭前5%以上的水平;失业率从9%攀升至13.2%,24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达40%;外汇储备锐减,本币贬值,外债和财政赤字激增;物价上涨超过8%,生活成本提高;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加油车辆排长队苦不堪言。究其原因,埃及经济高度对外依赖,而国家不稳定,外资不断外逃,旅游业等经济支柱产业遭受致命打击;经济恶化和民生艰难,反过来造成民众抗议示威不断,政局动荡更甚,形成恶性循环。经济搞不好,民生无改善,是人民抛弃穆尔西的根本原因。

西方舆论大多批评埃及军方在宪政变局中干政,其实,如果不是军队发挥作用,埃及现在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穆巴拉克倒台,军方倒戈起了决定性作用;政权更迭之初的乱局,没有军队根本收拾不住;选举之后向新总统移交权力、穆尔西改组军队高层,军方表现总体上顾全大局;军方罢黜穆尔西并稳定局势,顶住了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透过军方这些作为,人们看到的是埃及军队对国家利益的忠诚。正因如此,军队在埃及国内深得人心、广受拥戴。

 

形式大不过内容

埃及宪政变局带给人们诸多启示,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启示之一: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过来给经济以巨大影响。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面”,政治变革的深层原因都在经济。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爆发“阿拉伯之春”,尽管起因、过程和结果各有不同,但都以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大背景。美欧危机共振导致世界经济全面下滑,各国都感受到巨大冲击,这是经济十分脆弱的埃及等国发生剧烈政治社会动荡的根源。穆巴拉克倒台之前,埃及物价飞涨,尤其是食品价格涨幅过高,2008年就曾因面包供应短缺而发生暴动;失业率上升,尤其是青年群体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贫困率为41%;经济结构畸形,旅游、侨汇、苏伊士运河收入、石油天然气出口这四大经济支柱全都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穆尔西主政后,这些问题一个都解决不了,有的还在恶化;解决问题需要时间,但民主变革激荡起民众情绪化,根本容不下“耐心”这种东西,一些紧迫的国计民生问题因政治纷争被放在一边、不见改善。这是新政权迅速失去人民支持的主因。

启示之二:宪政是形式,国计民生才是治国理政的实质性内容,形式大不过内容。任何国家,制定和施行宪法的目的都应该是为了国家好、人民好,是为了保证良政善治。宪法可以修正,而人民是永恒的,宪法归根结底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任何政治制度,如果不能持续增进人民福祉,都注定要被改变;任何政治变革,如果不能有效改善国计民生,都注定不会成功。民生不光是衣、食、住、行,也包括尊严、安全、权利、自由,但衣食住行毕竟是第一位的,解决好衣食住行问题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西方宪政模式过分强调形式、程序,而忽视了内容、实质,搞形式至上、程序至上,使宪政程式化、公式化,实际上导致宪政的异化。埃及的宪政变局表明,公投、普选等等都保证不了宪法的权威和政权的稳定,形式终究大不过内容,徒有其表的宪政是根本靠不住的。

启示之三:民主在前进,衰退的是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大举向世界推广西式民主。一些国家按照西方模式实行政治改革,但带来的不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而是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社会分裂乃至国无宁日,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贫富分化问题,无休无止的政治纷争反而祸害国计民生,引发民众对西式民主制度的不满和鄙视。近年来,西方兴起“民主衰退论”,一些学者看到“民主化的失败并非个案,许多民主国家在过去20年间接连倒下”,因此认为“民主制度正在全球范围内大举衰退”。其实,衰退的只是西方民主模式,而各具特色的民主正在世界各国蓬蓬勃勃地发展进步。“阿拉伯之春”迄今带来的结果并不美好,但它反映了西亚北非地区人民的民主觉醒,代表了他们追求发展进步的美好愿望,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埃及变局带来的警示是,发展民主必须走自己的路,照搬西方模式会吞下水土不服、自取其乱的苦果。

埃及政局还在动荡中演进。按照临时总统曼苏尔颁布的宪法声明,临时政府组成50人修宪委员会,对穆尔西主导制定的宪法进行修订,经过激烈争论、逐条表决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并将于1月中旬再次举行全民公投。我们衷心希望埃及稳定下来,我们真诚地为埃及人民祈福。

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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