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试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巴关系的影响

「内容提要」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初期，受外界因素影响，两国关系尽管逐步改善，但却一波三折，并不十分顺利。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印边界冲突前后中巴关系发展背后的种种因素，对中巴关系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印边界冲突/中巴关系/美国的南亚政策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作为友好邻邦，被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关系的典范。中国把巴基斯坦视作南亚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而对华友好也是历届巴基斯坦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对美、对伊斯兰世界关系并列为巴外交的三大支柱。[1]（P206）但是两国全面合作关系在建交初期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关系的影响与制约，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两国才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巴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对于该课题，以有关国家档案资料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刚刚起步。（注：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有：Yaacov Vertzberger，The Enduring Entente：Sino-Pakistani Relations ，1960-1980（Abbey Publishing，1983）；Dennis Kux，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1947-2000：Disenchanted Allies（Woodrow WilsonCenter Press，2001））；Dennis Kux ，India and the Unit ed States ：EstrangedDemocracies ，1941-1991（Diane Books Publishing Company ，1993）。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的《冷战与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与南亚关系的变化》（载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蔡佳禾教授的《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和笔者的《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也涉及到这一课题。）本文通过对中印边界冲突前后影响中巴关系的种种因素的分析，旨在揭示中印边界冲突在中巴关系的改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中印边界冲突前中巴关系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伊始，冷战开始从欧洲向远东地区扩展，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包围。面对严重的外部威胁，新中国宣布在外交上“一边倒”。尽管如此，刚刚摆脱半殖民地羁绊的中国与广大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有着反帝反殖的共同任务，而且，新中国需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打破西方的封锁和包围。巴基斯坦既是二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又是与中国有着近600公里共同边界的近邻，自然也是新中国团结的对象。

新中国成立时，巴基斯坦已建国两年有余，但印巴分治的灾难性后果仍然困扰着巴基斯坦。内部经济脆弱，社会动荡，外部又面临着印度的严重威胁。印度对巴基斯坦的独立一直耿耿于怀，一心想将其再次合并。因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两国独立不久就爆发了战争。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威胁，使后者时时感到国家安全的危机。[2]（P72-73）所以，巴基斯坦独立伊始就把寻求外部大国的支持作为外交战略的重点，美国于是就成为巴基斯坦争取的首要目标。但此时美国对南亚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而且很快显示出对印度更加感兴趣，使巴基斯坦非常失落。这促使它开始关注一个新的周边大国――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伊始，巴基斯坦就对建交表示了积极态度。1950年1月5日，巴驻苏大使喀莱西照会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3]（P3）经过多次接触和磋商，1951年5月21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巴关系在建交后取得了一定进展，两国领导人也对发展两国关系抱积极的态度，但此时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还是有限的。中国出于打破美国封锁的需要，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巴基斯坦政府同样把中国视为友好邻邦。但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限制了双方的了解和交往。更重要的是，双方都不是对方的外交重点。为了抗衡印度，巴基斯坦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中国方面则把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与苏联发展关系放在首位，即使在南亚，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也远胜于中巴关系。中印两国在50年代初关于西藏问题取得一定程度的谅解之后关系迅速升温，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总理实现了互访，两国关系一度相当亲密。敌对的印巴两国都把第三国与对方的友好视为对自己的敌意。这是中国与印巴两国同时发展友好关系时面临的难题，也是早期中巴关系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50年代初期的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也制约了中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一直力图拉拢印巴两国共同遏制共产主义。由于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对印度的企图没有实现，但巴基斯坦却对美国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54年和1955年，巴基斯坦相继加入了美国策划组织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美国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巴基斯坦方面开始表现出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而中国也开始批评它的亲美政策。中巴关系虽然遇到严重阻碍，但两国仍保持着政治经济交往。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还向周总理保证说，如果美国侵略中国，巴基斯坦将不会参加，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集团并非针对中国，希望中国方面予以理解。[4]（P128）此后，两国总理还实现了互访。但在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巴基斯坦又在联合国支持反华提案，同时阿尤布・汗总统对记者宣称中国“占领”西藏对南亚构成了威胁，提议与印度合作抵御上述威胁，以保卫次大陆的安全。[3]（P23）

可以看出，在整个50年代，中巴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即始终将巴视为友好邻邦和争取对象，但“由于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中国对巴基斯坦有所保留”。[5]（P38）尽管巴政府一再向中国表示与美结盟不是针对中国，但在当时冷战气氛甚嚣尘上和中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的心理隔阂还是难以消除。巴基斯坦虽然也有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但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它为迎合美国而采取了一些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行动。所以，中巴关系进一步发展由于客观形势所限而未能实现。

二、1962年中印战争与中巴关系的历史转机

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1914年英印政府炮制的“麦克马洪线”一直未得到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因而是非法的，两国的西段和中段边界也没有正式划定。但在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却企图把它所认定的边界线强加于中国。印度政府在此问题上一意孤行，酿成了边界冲突的悲剧。

中印两国本来在50年代初期中国进军西藏时就已因西藏地位问题产生矛盾，但为“印地秦尼巴伊巴伊”（印地语，即印中人民是兄弟）的热烈气氛所掩盖。印中作为新独立的两个大国在国际上相互支持，进行了多次友好合作。1959年西藏上层发生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并受到印方给予的政治避难，印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两国矛盾开始激化。

在边界问题上，印军不断向前推进，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并于1959年8月和10月挑起流血事件，引起了中印两国关系的高度紧张。中方在谴责印度侵略行为的同时，希望尽量缓和紧张关系。毛泽东于1959年5月13日在审阅外交部致印度照会时加上了一大段话：“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国，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么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6]（P376）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方广泛接触，表达中方对边界争端的立场，但没有取得共识。1961年春季，印度政府决定进一步推行“前进政策”，目的是以武力迫使中方接受印度认定的边界，但是印度领导人低估了中国政府保卫祖国领土的决心。1962年10月17日，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军队在20日予以坚决反击。印军的节节败退，使印度全国上下陷入了一片恐慌。尼赫鲁不顾其一贯坚持的不结盟立场，连续向美国发出紧急请求，不惜以结盟为代价要其提供迅速有效的军事支持以抵抗中国军队势不可挡的进攻。[8]（P397）

中印边界冲突对南亚地区战略态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和巴基斯坦全面友好关系的发展正是以此为契机的，其中美国对中印战争的态度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后期，美国开始重新认识到印度在冷战中的战略价值。随着1956年尼赫鲁访美和1959年底艾森豪威尔访印，两国关系从巴基斯坦加入美国组织的军事集团所造成的紧张中缓和下来。1956年会见尼赫鲁时，艾森豪威尔保证一旦巴基斯坦进攻印度，美国将同印度站在一起。[7]（P784）针对印度面临的经济困难，美国还提出了一揽子援助计划。1961年民主党人肯尼迪上台后，把印度看成遏制中国的重要伙伴，同时向印度提供巨额贷款。1961年，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副国务卿鲍尔斯先后访印，印美关系持续升温。美国不仅从政治上支持印度的“前进政策”，而且为其军事行动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该年9月，美国军方一份报告建议尽可能地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8]（P97-98）1962年10月，中印冲突开始后，肯尼迪立即指示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与印度商量美国向其提供援助的问题。[8]（P252-253）10月26日，鉴于印度以现金购买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形势要求，肯尼迪决定一旦印度提出要求，就在军事援助的基础上向其提供武器装备。27日，为了进一步博得印度的欢心，肯尼迪不顾其盟友“中华民国”的一贯立场，授权加尔布雷斯声明支持印度对争议领土的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中印间约定俗成的传统边界线。11月3日，美国开始向印度紧急空运武器弹药及通讯设备。[8]（P350-353，367）；[9]（P349）11月下旬，在尼赫鲁不顾一切的请求后，美派遣12架C-130大型运输机为印军增援。[8]（P.95）还派“企业”号航空母舰开赴孟加拉湾。12月10日，肯尼迪批准向印度提供6000万美元的军援。16日，肯尼迪又批准了1.2亿美元的军事援印计划。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还指使美驻巴大使劝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对印度做出友好姿态，使它能够全力应付北方的威胁。[8]（P349）10月28日，肯尼迪致信阿尤布・汗，通报了美国对印度提供紧急军事援助的决定，要求他用宽广而非偏狭的观点来看待形势的发展，建议巴基斯坦向印度提出单方面“非战”的保证，使印度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11月初，美国政府再次劝说阿尤布・汗总统借此机会向印度示好，以改善两国关系，保证“美国援印武器装备不会用来对付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必担心由于武器援印而导致次大陆力量失衡”。[10]（P145-146）

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敌视决定了在立国后向美国求助，也决定了在美国大力援印时与它分道扬镳。美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对印度明显的倾斜态度给了巴基斯坦以极大刺激，它感到美国这个盟友在它和印度的抗衡中并不可靠，从而开始向中国靠拢。

鉴于巴印之间的敌对关系，巴基斯坦对印度获得美国军援十分敏感。1961年阿尤布・汗访美时就试图说服肯尼迪不要对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军事援助会鼓励印度占据那些不属于它的地区从而使两国争端难以解决”。肯尼迪则承诺在给印度军援之前与巴基斯坦商量。[10]（P138）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印度的全力支持，引起巴基斯坦方面的极大不满。阿尤布・汗总统认为，中国的战争目标极其有限，不会对印度造成致命的危险，美国给印度的军事援助大大超过了印度的战争需要，印度在借对华战争之机扩军，从而对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更何况美国还违背了给印度军事援助之前与巴商量的诺言。[10]（P136，146）阿尤布・汗认为，印军失败的原因是指挥不力，军队缺乏训练和军事思想落后，而非缺乏武器装备。[10]（P161）虽然美国公开保证给印度的军援只用于对付中国，但阿尤布・汗还是相信印度的武装力量最终还会用来对付巴基斯坦。11月5日，他在给肯尼迪的回信中不同意肯尼迪对中印冲突的分析，